兰交大刘伶俐之死 怪市场没人性？
兰交大刘伶俐之死 怪市场没人性？
2016年先后发生了几件触发舆论风潮的年轻人死亡事件。最近一起，是兰州交大附属民办学院教师刘伶俐因患癌丧失劳动能力，被学校解除劳动合同，最后不治身故。并不出人意料，这起事件引起了一轮讨伐市场经济的声浪，连某些市场化改革的同情者也有所动摇，怀疑自由市场理念是否带有软胁，这种情况是否的确需要国家管一管。
这起事件，人们把关注焦点放在用人单位的冷漠，却忘了一个更令人惊讶的事实：像刘伶俐这样知识层次较高、原本收入并不算低、家族又有癌症史的人，竟没能为自己买份充足的商业医疗保险。或许她把钱花在更急需的地方，或许她还没有买商业保险的意识……
但不管如何，这都是一场悲剧。从心理学角度，发生类似悲剧事件时，人们总会产生角色代入感：假如我处在刘伶俐的位置上，我会支持什么？我会继续认同自由市场，还是寄希望于国家出台某些政策。那么讨论的焦点自然集中于：是自由市场还是国家权力，更能解决无数人包括刘伶俐看病的问题。
怎么解决问题？——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经济，高度依赖于个人努力和自主决策。类似癌症这样的重疾，肯定要耗费不少资源来进行长期治疗。对于患者而言，不仅要付出大量金钱，还不得不在一个漫长阶段中，不能从事劳动换取报酬。运用经济学的术语，这样耗时长久、耗资巨大的消费过程，必得依靠在先的“资本积累”。
任何一个社会，“资本积累”都只能来源于生产和积蓄。设想一个自由市场社会，医治重疾首先要消耗患者个人及家庭的资本——包括家庭各项积蓄以及各项投资产生的收益。
但如果治疗费超出个人及家庭的承受能力怎么办？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然而，自由市场也早有一套系统而成熟的应对之策，比如前面提到的、众所周知的商业医疗保险。
商业保险的经济学原理，就是由保险公司将承受某类风险的个人，与受同一类型风险威胁的其他人一起统筹风险，建立起一个自愿性质的资金池。比如商业医疗保险，平时个人只需缴纳小额保费，一旦不幸患上癌症、肿瘤、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重疾，就从这个共享资金池里向患者支付数倍于保费的大笔“救命钱”。
自由市场还有其他不少对穷人非常有利的合作机制。比如医生或医疗机构的价格歧视。简单来讲，医生对家境富裕者收高价，对家境贫寒者收低价，从而形成一种富人自愿补贴穷人的机制。
讲到市场合作机制，就不能不提到自愿私人慈善。在发达市场国家当中，医疗救治一向是私人慈善捐赠的重点领域。当然，由于私人慈善本身也完全是一种消费，这就必须依靠社会中其他成员在先的资本积累。
以上不过是自由市场中个人互助合作机制的简单几个例子，但已能相当充分地驳斥自由市场“冷酷无情”的指责。
市场如何更可信赖
今天，即便自由市场的最顽固反对者，无论他们如何坚持说资本主义贫富不均、弱肉强食——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丑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社会”，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自由市场的的确确创造出大家眼睛看得见、伸手摸得着的繁荣。
所谓“繁荣”，并不是一种抽象概念，或纯粹的精神现象，而是指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社会物质财富（包括中间资本财货和最终消费财货）从数量与质量这两个方面都得到极大提升。
繁荣，对于医疗领域，意味着有更多的医院床位、手术台、核磁共振仪、放射治疗机、心脏支架以及技艺精湛的医师。对于保险行业，则意味着更大的保险资金池，覆盖面更广、对消费需求更加细分的个性化服务，意味着参与保险者分摊费用更低、享受保险救助更及时、更充分。对于慈善事业，则意味着有更多金钱投入慈善组织及基金，协助更多的受助者购买以上服务。繁荣最终意味着医疗服务对于普通大众的可及性。
自由市场通过企业家竞争过程创造繁荣：各家私营医院及诊所、私人医生之间的市场竞争，不断使医术更高明、价格更公道、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机构及医生胜出；市场口碑以及各类医疗信息服务、信誉评级机构（无论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市场竞争，不断将消费者引导到效率更优、价格更廉、服务更好的医院；各家私营医疗院校的竞争，用更低学费培养出更多符合患者需要的高素质医疗从业者……这一切，都将各种传统或尖端治疗术的费用，愈来愈压低到大众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经济愈自由，社会愈繁荣，可人类愈冷漠——多半源于文学家的奇想。文学家（包括不少从这类人转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误解了市场的本质。市场的根基是互不侵犯原则，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自愿协作之上：我愿意付钱给你，是因为你提供了对我来说，比我所付金钱价值更高的服务。在这里面，没有包含任何不道德的强制。
毫无证据表明，在一个更加注重自由市场的自由社会当中，热心捐赠的人会少于其他类型的社会（事实恰恰相反）。即便假设自由社会乐善好施者占总人口比例与其他类型社会一样，自由社会也会因为资本积累更多，从而导致救助能力更强。从根本上讲，由于市场根基的道德性——建立在自愿协作而非抢劫之上，人的道德水准也会较高，自组织能力较强，自愿捐赠慈善者的数量，以及慈善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常常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社会。
不过，如果一国较迟接受经济自由理念，较晚开展市场化改革，由于繁荣是日积月累的艰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奋斗。要使一个人均收入仅5000美元国家的大众，一夜间普遍享受人均收入5万美元国家的医疗水平，纯粹是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样的速成之法。若要强行这么做，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国走向繁荣的新生希望，会因不当的资本投资或消耗而一朝泯灭；来之不易的财富积累，会因政策的倒行逆施，成果尽数化为乌有。
怎么解决问题？——国家权力
一国（或地区）大众所能享受的医疗水平，受制于该国（或该地区）资本积累的阶段。这个不幸的事实，却引起许多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极大不满：为什么我们不能立即享受发达国家的医疗水平，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尤其是穷人），不能马上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要知道，穷人正在受苦，正在死亡！于是，他们呼吁国家权力的积极介入，希望在国家的帮助下，一个曾经落后的社会，在短期之内，就成为一个人人不为疾病所苦的幸福天堂。
然而，与脚步扎实但“相对缓慢”的自由市场相比，左派知识分子要求政府实施的“速成大法”，必须依靠它的强制力。因为政府所能开出的药方，无非借助两种不那么光彩的手段：1、干预以及更多的干预，2、敛税以及更多的敛税。下面从所谓“第三条道路”到彻底的计划经济选项，作一一分析：
1）国家管制医生的报酬或医疗费、手术费，会使更多人包括刘伶俐看得起病吗？
答案是斩钉截铁的“不会”。这只会导致医生正常收入降低，使得他们追求隐性收入（比如红包、医药回扣），患者负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带来收费的不透明、信息的不对称。升级成更严厉的措施：对收红包者、拿回扣者求刑，结果如何？这只会进一步让愿意当医生的人急剧减少，社会上的医疗服务供给相应减少，医疗领域充斥平庸之辈和不思进取者，医疗质量变劣，整体依然不会便宜（人们依然要付出其他代价）。
2）国家强令企业为职工缴纳医保，会使更多人包括刘伶俐看得起病吗？
不会。这是因为，每一时刻市场当中的工资率，都可视为“既定”。企业即使服从强制，为职工缴纳医保，也不可能凭空多出来一笔钱，实质是从职工工资里扣除。这种作法，与剥夺一个人对自己一部分工资的自由支配权无异，结果未必更优。比如：本来这笔钱本可用于分期买房，假如他预估房价上涨收益比买保险更划算；或者，他生于长寿家庭，因此购买某类健康险因而是种浪费。这种扣除甚至可被视为对企业及职工个人的一种额外课税。
3）国家强迫企业不得解雇患病职工、甚至负担看病费用，会使更多人包括刘伶俐看得起病吗？
不合理性一目了然：企业和员工之间只是雇佣关系，正如家庭和保姆之间的关系。假设你家里雇了保姆，如果保姆患上重病丧失劳动能力，你是否愿意反过来照顾她一辈子？（大多数普通人显然不会同意，并且大多数法律学者也不会同意，仅仅因为有雇佣关系，一个人就有治疗保姆或其他雇员的法律义务。当然也有伪善者信口说他愿意，并且一定要强迫别人这么做。）
禁止因病解雇员工，只会给私营企业尤其是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新设企业带来巨大人力风险和成本，使其经营不堪重负，难以为继，最后关门大吉，还阻止更多人去开设新企业。最后剩下的，只可能是那些依然吃得到财政饭、垄断饭的少数国有大企业或权贵企业（计划体制下，国企养着不少“泡病假”职工。国家不堪重负，给部分国企“断奶”，这些企业立刻被市场淘汰。我们知道：刘伶俐的单位虽然依附体制，但属于“编制外”小型民办学院）。
在这种社会分工解体、经济衰退，就业量减少，人民因而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底下，很难想象，会有更多人看得起病（如此清晰的因果链条，依然会有伪善者假装看不见）。
当然，笔者要特别指出：的确有高尚且有实力的老板或企业（比如笔者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基于自愿而非被迫，选择以不解雇或其他方式救助自己患病的员工，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繁荣和企业实力的增强，相信从事这样善行的企业会越来越多。但正因为这么做不是他们的义务，才显现出他们的有情有义，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不能对不这么做的企业脱离实际地横加指责。
4）国家全面实现大病医疗免费，会使更多人包括刘伶俐看得起病吗？
如果大部分企业做不到，那么就由政府兜底医疗保障——国家总不会破产？这是不少人的如意算盘。然而，他们似乎忘了，国家自己不事生产，必须从企业和自然人那里聚敛税收，然后才能进行转移支付。
公立免费医疗的神话拆穿了，就是如假包换的“大锅饭”——某国人民应该还没忘记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时，大伙如何使用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尽可能地去占“公家”的便宜——可想而知，免费医疗制度下，医疗服务的滥用行为急剧增加，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纳税人上缴的财富被无情吞噬，就如同陷入无底黑洞一般，以至于政府需要拼了命地努力增收新的、更多的税收——结果造成竭泽而渔，税源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榨干。
坚持公立免费医疗最后只有两种结果：一是任由所有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拼命争抢有限的免费医疗资源，最终任由财政乃至社会不堪重负而垮掉。至于多久彻底垮掉，几乎完全要看各国经济底子（当然也与一国大多数人无耻挥霍的程度和速度有关），从经验上讲，一般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要5-10年时间（对于创造出“泰国抢虾”奇闻的民族，本人预感时间应取下限）。二是医疗资源向部分特殊对象集中。医疗面前“人人平等”，但有人会更加平等。无权无势者虽然也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但只是名义上的，需要等候漫长时间才会轮上（显然刘伶俐属于无权无势者）。
很多知识分子对此不以为然，并举出北欧国家作挡箭牌。他们中大多人，大概没听说这样的真实故事：北欧医疗状况在国有化后是一度如何恶化，经历一段时期的排队死人之后，最后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市场化改革——底子厚的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命运又会如何？现成的例子是委内瑞拉（一个自然资源条件无比优越的国家，目前陷入全国性饥荒）。
5）最后的选项：走向——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则是走老路重回——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成为朝鲜那样的“我们最幸福”的国家。如果靠政府能解决医疗或其他一切社会问题，显然朝鲜是最理想的体制。
以上几个选项呈现一种递进关系。前一步干预的后果往往会成为后一步干预的理由，最终铺设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并且随着干预的递增，不仅因消解繁荣而导致社会走向萧条，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像“狼对狼”一样冷酷无情。
破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神话
自由市场的敌人编造出一个神话：支持市场改革者都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相信人类生活当中需要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要让穷人遭受他们愚蠢生活方式所致的自然后果，更聪明因而更富有的人才配留下后代。
然而，经常被归类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斯宾塞、萨姆纳等人，其实都不信奉这样的学说。斯宾塞赞同私人自发赠与的慈善，虽然他反对强制性、国家实施的慈善。斯宾塞曾指出，有钱人贡献金钱和时间帮助穷人，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他盛赞这一趋势为“人类历史上最新和最有希望的事实”。在《伦理学原理》的最后章节，他致力于“积极善行”的主张。
即便达尔文本人，也从来没有教导过，人类进化取决于无情斗争。相反，他强调了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对此，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指出人们对达尔文的这个误解：
真正的自由市场辩护者，绝不会相信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鬼话。因为这个理论是把达尔文学说从描述自然状况不当地向人类历史延伸，并用伪科学叙事来掩盖某种社会伦理建议。罗斯巴德毫不客气地批驳说：显然，一个幸存者身上，并没有附加任何道德或伦理价值；过往历史中，要决定谁能生存下来，起到最大作用的，是纯粹的运气。
米塞斯等自由市场支持者普遍认为：
再如：
米塞斯进一步把李嘉图比较成本法则解释为更一般的合作法则，认为能力较优者与能力较逊者的交易，对彼此来说都大有好处：
可见，自由市场绝不仅有利于社会中的有钱人、更有生产力的人，而且也有利社会当中的没钱人和弱势群体。事实表明，不少天生残疾的人、身染重病的人，在自由市场经济崛起以前，根本没有办法很好地生存下来。
自由市场的缺陷
当然，任何人不可否认，自由市场经济也有若干缺陷：
第一项缺陷，就是每个人必须自负其责，谨慎小心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决策，不能奢望自己像婴儿一样永远长不大、永远要被别人照顾。
第二项缺陷，就是每个人必须拼命工作，努力创造自己的生活，不能幻想只要每天躺在床上，天上如哗哗流水般自动掉下各种财富（包括医疗资源）。
由于这两项不可避免的“缺陷”，任何一个人如果处在刘伶俐的位置上，应该懂得珍惜和把握自己的生命，充分运用市场提供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良性合作机制，来给自己创造最大的安全保障。在最坏情况下，通过传媒和慈善渠道向社会其他人呼吁自愿的援助。这些对于刘伶俐或任何一名身处类似困境的人来说，以上都是对自己、对他人最负责任的选择。
至于要求国家运用暴力强制或剥夺别人来为自己治病，将自己求生的渴望建立在别人的税痛或重扼之上，我相信，任何一个心存善良的人，都会鄙视这样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不屑为之。
除去以上缺陷以外，凡指责自由市场冷漠无情、弱肉强食、不讲人性、令人寒心，无疑都是不得要领、毫无道理的批评。最后，希望刘伶俐等年轻人的个人不幸，不要化为某些无知文人和无耻学者笔下的煽情扯淡，导致更多人乃整个社会的普遍不幸。
|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