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文革情结

姜文的文革情结

写在前面的话：

无意中看到@黄章晋ster 老师在微博问答中对「大院子弟」（尤其是姜文）的评价，整体上非常认同。姜文不是所谓的「毛粉」，至少不是一名普通的典型的「毛粉」。他对毛泽东的欣赏也好迷恋也罢，并不来自于对某种特定社会形态的向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文革和毛的态度，可能与1979年以来的主流观点有很大不同。

以下这篇很长的文字诞生在三年前，摘编自我写的一篇更长的文章，原标题为《从历史叙事角度分析姜文影片对文革的表现方式——以《阳光灿烂的日子》为例》。为了能更直白地蹭到热点，也为了更多人能看得下去，尝试修改了标题，并删减了一些无聊的专业分析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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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字典解释为“心中的感情纠葛；深藏心底的感情”。实际上，“情结”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藏在人们神秘的心理状态中的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情结是探索心理的一种方法，也是重要的理论工具。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姜文是一个怀有浓烈历史情结的人，并且毫不避讳地将这种历史情结在其影片中着力表现时，我们便可以结合姜文的这种历史情结来切入分析他所创作的影片。在姜文电影里表现出来的所有历史情结中，关于“文革”时期的情结显得尤为突出。

1. 姜文对文革的记忆

1995年，从威尼斯电影节载誉归来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作为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在国内上映。映后在业界与民间均产生巨大的影响与讨论。在姜文被问及的所有问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你的自传吗？

《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但由于改编的幅度力度非常之大，所以人们纷纷猜测，姜文是否在片中加入大量自己的生活体验。

对此姜文的回答是：  “有多少我自己的影子并不重要，甚至我自己也分不清有多少属于我自己的经历。我从小生长在部队的环境里，幼年时代所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要为全人类解放，做出贡献的愿望会常常在我脑中出现。刘胡兰、黄继光、雷锋……他们一直对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就像影片中的马小军那样，我渴望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幻想着举世瞩目的战斗英雄。这种潜移默化的东西渗透在我的骨髓里，融化在我的血液里，所以很自然地带到了我的影片中。”（李尔葳. 汉子姜文[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P78-79.）

左起：姜文 / 姜欢 / 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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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姜文所言，他从小生长在部队的环境里。

姜文的父亲姜洪齐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其生命的主要部分属于军营生活。但这种生活也是流动的，经常随部队南调北转。所以，幼年姜文也随父亲走过很多地方，直到文革后期的1973年，也就是姜文10岁那年，姜文一家才在北京定居下来。由此，姜文成为著名的“部队大院子弟”之一，开始那段属于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姜文的回忆里，那段日子确实是无比美好的。

“那是我们最欢天喜地、最阳光灿烂的时候……那时的天比现在的蓝，云比现在的白，阳光也比现在暖。我觉得那时好像不下雨，没有雨季。那时不管做了什么事，回忆起来都挺让人留念，挺美好。那个时候的生活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李尔葳. 汉子姜文[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P174-175.）

“对于我们来说，儿时的那个年代太自由了。那个时代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摇滚乐，轰轰烈烈。人们获得了巨大的自由。无论是在那之前的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人们永远都没有那样的自由。以前人们是政治的奴隶，现在人们是金钱的奴隶。而那时的我们愿怎么想就怎么想，要怎么干就怎么干……那时候，我们每天热衷于和老师辩论，并以能辩倒长一辈为乐。这使孩子们敢于自由地思想，思维也因此得到了锻炼。”（李尔葳. 汉子姜文[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P78-79.）

所以，姜文在他剧本初稿的开头这样写道：“那时候……一想起那时候心里就激动，甚至谁要说‘那时候’这三个字都让人兴奋。”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冯小刚饰演被捉弄的历史老师。

尽管姜文常常如此毫无保留地讴歌那段时光，但正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对自己的回忆产生怀疑一样，姜文对自己这段回忆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称这种美好是“主观的”。

如果说，姜文的回忆里有不够美好的部分，那这些部分应该都与他的外祖父有关。

姜文的姥爷是唐山人，解放前在湖南开煤矿。国民党南撤时，姜文的姥爷被国民党突击入党。国民党撤往台湾时，有人劝他一起走，但姥爷的姐夫是解放军中的高级军官，打电报劝他信任解放军，留在大陆。大陆解放后，姥爷的产业收归国有，被抓起来关了九年，直到姜文出生的1963年才被特赦回家，接受监督改造。但四顶大帽子已经戴牢：大地主、大资本家、国民党党员、封建把头。

因为出身不好，姥爷的孩子们的人生都受到巨大影响，包括出嫁、娶媳妇在内。所以，当作为军人的姜文父亲牺牲政治前途，恋上出身不好的姜文母亲时，这种不顾一切的结合显示出极强的浪漫色彩。

但这种浪漫色彩毕竟是残酷的。幼年的姜文因为家人的保护并没有体会到什么，三四岁时在大街上看到造反队喊着口号揪斗坏分子，还觉得很好玩。但随着年龄增大，人们对他一家的成见就在姜文的心里打下烙印：“那时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我似乎处处不如别人，谁他妈都比我强，有理由欺负我。”

尽管看起来姜文一家也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但姜文并没有把这种伤害上升到时代反思的高度。因为在随后而来的青春期，他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别样的自由：既不用劳心枯燥的学习，也没有家长在身边管束，而且正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旁白所说，“比我们大几岁的都去了农村和部队，这座城市属于我们。”

2. 姜文对文革的评价

在十三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纠正了左倾的错误，开始改革与开放。在对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评价中，实际上对文革进行了否定。这种否定也决定了民间对这段历史的主流基调，那就是反思与批评。而这种主流基调的主要表现就是随后产生的大量“伤痕文学”以及“伤痕电影”。

姜文对这些伤痕系的作品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尽管他也出演过谢晋导演的文革反思影片《芙蓉镇》，并在里面扮演一位“充满人性与激情”的右派。

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姜文与刘晓庆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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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认为后来很多所谓的“伤痕文学”对那时有夸张的描写，有迎合主流基调的意味：“很多人在国外痛说革命家史，写怎么受迫害，写什么乱七八糟的遭遇，非常耸人听闻。这些人在国外成了名，有很多例子。”（李尔葳. 汉子姜文[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P171-174.）

“没有必要去在洋人面前装出一种很可怜的样子，总说我们怎样受政治迫害。作为中国人我们每个人都对那个时代负有责任。” （李尔葳. 汉子姜文[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P177.）

而谈及人们对十年文革的批评时，姜文如此表示：“人们在谈到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一段往事时，会不自觉地按照社会的或大家公认的方式或潮流去评判。这很影响大家真实地去感受这段历史，人们忘记了当时的真实感受，而是按照大家喜欢的方式去评判。我们每个人提起‘文革’，都会不自觉地想到牛棚、武斗，但大家都不要忘了那时的激情、那时的投入，包括那时的需求。”（李尔葳. 汉子姜文[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P175-176.）

无论是在激情昂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荒诞忧伤的《太阳照常升起》里，姜文都像他说的那样，有意识地避免“按照社会的或大家公认的方式或潮流去评判”，可以说，姜文抛开甚至解构了多年来建立起的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从而建立起纯粹的“个人记忆”。

姜文这样的看法，当然与他的经历和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密不可分。姜文甚至认为“文革”是一场“爱情运动”，“全国人民都爱上了毛泽东”，而且是一种“很广博的爱”。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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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起“文革”，当然不可不谈毛泽东。无论是被赞颂还是被抨击，文革与毛泽东都是被绑在一起的。毛泽东本人在去世之前留下的“政治遗嘱”中也提到，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赶走了蒋匪军”，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所以，当社会主流基调开始否定文革之后，针对毛泽东路线及毛泽东本人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尤其是新时代之后，随着言论自由的阶段性开放，人们对毛泽东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直至上升到人身攻击的程度。

姜文对此非常反感，在接受《青年电影手册》程青松的采访时，姜文谈及他对这种现象及对毛泽东本人的看法。这是他最近一次公开谈论毛泽东。

当时正值《让子弹飞》火爆全国，程青松就此问到：“有人说姜文有崇拜毛泽东的情结，说里边的张牧之就是毛泽东，你个人对毛泽东是有那样的崇拜吗？”

姜文听到这个问题，显得尤为慎重。他说：

“第一我得这么说，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不是我的偶像。这是两回事，人物是人物，我很多时候强调毛泽东是个大人物，那是针对很多人去贬低他，或者说是廉价地批评他，我很反感这种对毛泽东的态度。”

“现在有一些人旗帜鲜明地表态，称不觉得毛泽东很了不起，并且这种说法正在成为一种流行，这种态度我不赞成。作为人物，如果大家理解什么叫人物的话，毛泽东是出众的，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他没有问题。”

与此同时，姜文也侧面表达了对现如今盲目崇拜毛泽东的人的一些批评：

“我觉得毛泽东确实是一个人物，但我不是毛粉，我不是任何人的粉。粉丝是特别容易变心和不理智的，粉丝也基本上是不动脑筋的，无条件的，我不是无条件的。”（程青松. 让梦想继续飞[J]. 青年电影手册，2011，总第四辑.P10-11.）

姜文认为“毛粉”是很庸俗的称呼，而他只是“欣赏”毛泽东。

这些针对毛泽东的评论已经称得上非常慎重和理性，而曾经的姜文并非如此。

1992年3月，姜文应美国政府邀请前往美国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访问。当时《野战排》导演奥利弗•斯通正在筹拍《毛泽东传》，当发现姜文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时，斯通便问姜文“可有兴趣来演毛泽东”。

姜文告诉他，自己了解毛泽东的历史，要演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他。他问斯通：“你为什么要拍毛泽东？”斯通回答说：“因为他是世界伟人。”姜文说：“除了这，我看他更是一个极有魅力的艺术家，他把整个中国当成了作品。有时他会站在天安门上玩味着、欣赏着，而且是眯着眼睛。他想得很深。他喜欢动，不喜欢静，这指的是他的作品。”（李尔葳. 汉子姜文[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P49-50.）

听了姜文的话，斯通很感兴趣，便约他北京再谈，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斯通并没能拍成《毛泽东传》。前几年，当《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获得成功之后，坊间风传制作方想趁机推出《毛泽东》，而据说韩三平想到的能演毛泽东的也是姜文。一时间，传言四起，甚至传出毛泽东扮相的姜文照片。而后来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当程青松问及此事时，姜文也不再像当年那么激动，他只是表示：“我是一个很愿意演戏的演员，但是要有好剧本。”

由此来看，姜文虽然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态度仍然是肯定大于否定，但他的看法也在随着年龄增长和时代变迁而发生微妙的变化。

姜文谈及自己在《大太监李莲英》中的表演时曾说：“我不想美化任何人物，也不想丑化任何角色。”后来有人问他扮演毛泽东的问题时，他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强调自己不是毛泽东的盲目崇拜者，但无论如何，姜文对毛泽东的情感或多或少都受到青少年时期生活环境的影响。毕竟，这种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3. 姜文电影表现历史的方式

无论是文革时期、抗战时期还是北洋时期，都是中国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阶段。这些时代都称得上是“大历史”。国产影片中涉及这些历史时期的作品不胜枚举，但绝大多数影片选择的人物，要么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大人物”，要么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人物”。

第三代著名导演谢晋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导演，他的作品《芙蓉镇》也是文革影片中的经典。该片中的人物，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是具有一定类型化特征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典型人物”。他们的人生轨迹甚至是性格特点，都是按照典型性特征来塑造的。善良勤劳的胡玉音，乐观隐忍的秦书田，咄咄逼人的李国香，小人得志的王秋赦，这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演用来表现历史大环境的工具。他们的人生是被历史所绑架和决定的，他们的命运转折也全部是通过历史阶段的转折来实现的。

而在姜文的文革题材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以马小军为代表的那群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欢腾打闹、青春躁动、迷茫困惑。这些特点与时代背景并无直接关系，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虽然他们的生活也受到时代环境各种各样的影响，比如因为文革期间学校松散，马小军才得以逃课认识米兰；马小军的姥爷被批斗大半辈子含恨离世，马小军奔丧归来，米兰已经跟刘忆苦亲密起来等等。但这些影响还不足以决定他们的人生。他们具体的人生际遇还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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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部姜文的文革题材影片《太阳照常升起》里，小队长生活在偏远封闭的农村，对外界的时代风云毫不知情，这个村庄与整个大环境比起来，显得那么平静悠然。唐雨林、梁老师和林大夫是一所学校的同事，这所学校受文革影响已经无人上课，而这种环境的影响反而将他们从环境中脱离出来。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他们每天弹琴、唱歌、看电影、谈恋爱，这种故事也是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唐雨林大概是其中受时代影响最深的，他后来被下放了。但他却巧合地下放到了小队长生活的那个平静悠然的村庄，于是在这里也没有发生我们想象中文革右派应该发生的故事，他每天只是吹号打猎，玩得不亦乐乎。

《太阳照常升起》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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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归根结底，姜文影片想要展现的大多是“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的“个人史”。这些“个人史”换一种历史背景依然可能成立。

姜文既然想展现“小人物”的“个人史”，就必定要选择“小叙事”来帮其达到目的、完成叙事。小叙事是相对应于宏大叙事而言的。宏大叙事是指社会全景式的再现，即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处理宏大的社会题材，试图对社会、对历史提供一种全知的权威的解释。小叙事或称个人叙事则立足于个体经验，在日常化环境中讲述小人物的小故事，塑造个人化的人物性格，人物的命运充满偶然性和难以预测性，而不具有统一的社会历史成因。应该说使用小叙事是姜文一贯的手法，脱离了宏大叙事的既定框架，小人物的体验与命运成为了被关注的核心，埋藏于其中的导演观念与态度也能得到完整表达，有较好的艺术效果。

《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述的故事重点就是一帮少男少女的青春时光和情感纠葛，这期间并没有涉及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他们逃课、打架、追求女生，这些事情的出现和解决是由人物的性格和遭遇决定的；对于人物自身来说是大事，但放在历史背景中则是容易被忽略的“小叙事”。整部影片跟时代背景最贴近的部分是马小军姥爷的命运，但也只用一句旁白简单交代。姜文在有意识地避开这些宏大叙事，淡化人物背负的历史印记。

而在《太阳照常升起》中，除了以字幕形式提醒观众故事发生的年代，我们几乎没有听到任何与文革有关的只言片语。疯妈从发疯到失踪，小队长从偷情到被杀，唐雨林从捉奸到杀人，梁老师从摸屁股到自杀，所有人物命运的重大转折与历史背景毫无关联。这种处理方式还原了人物本真的状态，突显亲和力与真实感，使人物彻底脱离了类型化嫌疑。另外，这部影片以荒诞的表现手法，刻意略过了一些可能与时代背景发生关联的情节。如唐雨林的下放，影片中并未交代其原因，言下之意似乎是“这与我们的叙述重点无关”。

这种个人化的处理方式使得人物不再完全受困于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而在自己的命运演进中表现出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姜文放弃了那种对历史进行全知的权威的全景式的再现，而是选择把更多的笔墨用于影片人物“个人史”的展现。

4. 姜文电影对文革的表现与解读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作为导演的处女作，而处女作往往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创作者整体风格、观念、经历、兴趣的作品。用姜文自己的话说：“如果我要拍一部电影，自然首先要拍我最熟悉的东西。我厌烦去拍摄一些伪造的东西。”

所以，当姜文读到王朔的这篇《动物凶猛》时激动地彻夜未眠，他认为：“王朔小说中的东西与我的背景比较接近。他的小说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个人的生活，所以我在改编剧本时，也把我自己的东西放了进去。我这样做能使我相信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也更能让我进入。可以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自传体电影，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我的自传。”（李尔葳. 汉子姜文[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P88.）

马小军是贯穿全片的主人公，他的成年版是由姜文本人扮演的。影片选角时最早定下的是成年演员，而后为了角色外型的一致性，再按照成年演员的模样去选择少年和童年的演员。所以，最后被选中扮演主人公马小军的夏雨，被公认为是外型最像姜文的演员。而从姜文的个人经历与影片内容的对照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主人公马小军不但外型，连经历也几乎就是姜文本人的翻版。

左起第二位：姜父姜洪齐在《让子弹飞》中客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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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军的父亲是一名军人，经常随部队南调北转，而马小军的母亲曾经是一名知识分子。这与姜文父母的经历如出一辙。马小军去世的姥爷是一名倍受批判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国民党党员、历史反革命”，这也与姜文姥爷的生平相似，只是姜文姥爷的最后一顶“帽子”不是“历史反革命”而是“封建把头”。就连姜文父母因为出身问题的艰难结合，都被姜文放到了马小军父母的身上。

除此之外，马小军和小伙伴们的形象就是大多数男生十六七岁时的模样，他们欢腾打闹、青春躁动、迷茫困惑。而女生如米兰则是按照“女神”的完美形象去塑造的，这种梦中情人式的女神形象几乎在每一个青春期男生心里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下米兰已经不仅仅是米兰，而成为马小军和同伴们青春欲望的投射。

这是姜文印象中的自己与同伴，但在旁人眼里恐怕没有这么美好。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一文中写道：“我印象中那时候我们都很漂亮、纯洁、健康。看了照片才发现印象错误，那时我们都不漂亮，又黑又瘦，眼神黯淡、偏执，如果算不上愚昧的话。我以为我们纯洁，其实何曾纯洁？”（姜文等. 诞生：一部电影的诞生[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P129.）

而在影片中扮演马小军母亲的斯琴高娃针对这帮少年的评价则措辞更加激烈：“一群无知而没有教养的孩子们，那种幼稚的好奇心态反映那个特定的时代，给人以反思、触动、震撼……人物之愚昧、畸形、荒唐——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是何等触目惊心！”（姜文等. 诞生：一部电影的诞生[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P139.）

由此可见，姜文虽然声称那个年代给了“他们”巨大的自由和解放，但他印象中的“他们”实际上与那个年代并无具体关联。而一旦把他们的形象与时代关联起来，懵懂就变成了无知，迷茫就变成了愚昧，躁动就变成了偏执。一切姜文想象中美好的东西都被时代赋予了一种负面的形象。

莫斯科餐厅。

如果忽略时代背景，仅从故事情节上来看，与其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关于“文革”的电影，还不如说它是一部谈青春、谈成长的电影。很难在本片中发现与其他文革题材片相似的地方，反而本片的很多故事情节在大量青春片中都有类似表现。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故事内核非常简单：一个终日逃课打架的“不良少年”马小军意外闯入女神米兰的家，并深深为之倾倒。日后因缘际会又遇到米兰并相识，然后展开了一段青春懵懂的爱情故事，最终主人公马小军在打击中获得了个体的成长。

在这个故事内核中，“文革”丝毫没有得到展现。这也是本片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共鸣的原因。《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后在国内国外均获好评，美国《时代》周刊称之为“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全新的中国电影”。之所以能收获这种效果，归根结底是因为本片讲述的是全人类共通的青春故事，而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文革故事。

外国人在观看文革影片时往往带着猎奇的心态，并不能完全领会影片的内容和内涵。而他们观看《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无障碍的，并且能够产生共鸣的。用姜文自己的话说是：“对于大家来说，你可能没有当过兵，没有结过婚；你也可能是美国人，或者是法国人，或者是日本人……但无论你是什么，你都经历过十七八岁，都有自己的初恋……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每个人都将从影片中找到自己。”（姜文等. 诞生：一部电影的诞生[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P99.）

虽然，从大的故事框架上来说《阳光灿烂的日子》与任何一部文革影片都找不到相似点，但《阳光灿烂的日子》问世后，针对影片的争论还是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历史观上，反对意见认为本片关照历史的角度有问题，人们从“文革”中感受到的不应该只是青少年的打打闹闹和争风吃醋。于是有人针对片名发出疑问：难道“文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吗？

对此，姜文的回答是：“因为一个人在十七八岁时的时光是最美好的，犹如阳光灿烂的日子，总有一种温暖和激情。”（李尔葳. 汉子姜文[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P75.）

由此可见，“阳光灿烂”与文革无关，只与青春有关。

「这座城市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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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姜文所认为的“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感受到的自由，实际上也只是专属于青少年的自由，因为青少年并非是当时政治压力的承受者。他们的自由，只是因为大人和学校疏于管教而产生的，这与每一代缺乏管教的青少年所感受到的自由并无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