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的私人生产——如何看待国家主义者的反应
防卫的私人生产——如何看待国家主义者的反应
作者：Hans-Hermann Hoppe
国家主义者的反应，很像社会主义者面对苏联与其卫星国的惨淡经济表现。他们不一定会否认令人失望的事实，但他们试图争辩这些事实与「真实」、「理想」或「正港」国家主义之间有着系统性差异（变种），跟社会主义一样。时至今日，社会主义者声称「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被经验证据驳倒，如果加以实施的不是史达林版本的社会主义，而是托洛斯基、布哈林或是他们自己版本的社会主义，一切都会变好并带来空前繁荣。同样的，国家主义者解释这些看似矛盾的证据都是意外事件。如果是其它总统上台，或是《宪法》被那样或这样修正，历史就会不一样，事情会变好、无比安全，并将带来和平。确实，如果所采用的政策是那些国家主义者自己的政策，这些或许在未来可能会发生。
我们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那里学到如何回应社会主义者的逃避（免疫）策略。[6]只要社会主义本质上的特征没有变，也就是舍弃生产要素的私有财产制，没有任何改革会有所帮助。社会主义经济的想法是语词矛盾，而社会主义代表更高效之社会生产方式这种主张则很荒谬。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框架中，为了有效率又不浪费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货币计算（成本会计）是必要的。在原始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之外，货币计算是合理与高效行为的唯一工具。唯有以共同交换媒介（货币）计算比较投入与产出，个人才能够确定自己的行为成功与否。而社会主义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经济、不存在经济化，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定义下，货币计算和成本会计都不可能存在。如果生产要素没有私有化，就不存在任何生产要素的价格，因此，不可能确定是否经济地使用它们。因此，社会主义并非更高阶的生产模式，而是混乱经济与原始主义回归。
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则解释了如何应对国家主义者的回避策略。[7]虽然罗斯巴德的理论同样简单、明确，甚至具有更重大的影响，但直到今日仍未广为人知。他解释道，只要国家主义本质上的特征没有变，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不管是人员更换或是修改《宪法》。鉴于政府的原则，也就是司法垄断与征税权力，任何限制政府权力与保障个人生命财产的概念都是假象。司法垄断，意味着正义与保护的价格必定上升，而品质则必定下降。而税金资助的保护机构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这将导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的税赋与更少的保护。即使政府活动被限制在专门保护现有财产权上（国家保护主义的应有内容），进一步的问题是该提供多少保护。政府（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自利与劳动负作用的激励，但却独有征税权力，使得政府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几乎相同：最大化保护的支出，可以想像几乎整个国家的财富都能以保护之名被消耗，同时，减少保护的生产。此外，司法垄断必然导致正义与保护的品质恶化。如果人民只能向政府上诉并要求正义与保护，正义与保护将被扭曲以利于政府、《宪法》与最高法院。毕竟，《宪法》与最高法院是国家的《宪法》与法院，不管政府活动因机构成立当下的考量而受到多少限制。因此，政府为了取得优势，财产权与保护的定义将不断被改变，而司法管辖权的范围则会不断扩大。
因此，罗斯巴德指出，为了达到繁荣，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废除，同样的，为了实现正义与保护，国家机构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废除。「自由社会中的防御（包括提供人身与财产防御服务的警察保护与司法调查），」罗斯巴德总结道，「必须由个人或企业提供，并且（a）透过自愿而非强制手段获得收入，及（b）不像国家那样强制性垄断警察或司法保护…这些防御企业必须自由竞争、非强制性且非侵略性，就像其它自由市场中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供应商一样。防御服务，就像其它所有的服务，可以市场化，也只能市场化。」[8]也就是说，每个私有财产所有者都能获得分工的好处，透过与其他的财产所有者合作，能够替自己的财产寻求更好的保护。任何人都能够向其他人购买、出售或以其他方式缔结有关保护与司法服务的合约，而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单方面终止与他人合作的合约，回到自我防御或是改变保护的条件。
6 Ludwig von Mises，《Socialism》，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1981年；Hans-Hermann Hoppe，《A Theory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Boston: Kluwer，1989年，第6章。
7 Murray N. Rothbard，《The Ethics of Libert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第22、23章。
8 Murray N. Rothbard，《Power and Market》，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1977年，页2。
我们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那里学到如何回应社会主义者的逃避（免疫）策略。[6]只要社会主义本质上的特征没有变，也就是舍弃生产要素的私有财产制，没有任何改革会有所帮助。社会主义经济的想法是语词矛盾，而社会主义代表更高效之社会生产方式这种主张则很荒谬。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框架中，为了有效率又不浪费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货币计算（成本会计）是必要的。在原始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之外，货币计算是合理与高效行为的唯一工具。唯有以共同交换媒介（货币）计算比较投入与产出，个人才能够确定自己的行为成功与否。而社会主义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经济、不存在经济化，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定义下，货币计算和成本会计都不可能存在。如果生产要素没有私有化，就不存在任何生产要素的价格，因此，不可能确定是否经济地使用它们。因此，社会主义并非更高阶的生产模式，而是混乱经济与原始主义回归。
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则解释了如何应对国家主义者的回避策略。[7]虽然罗斯巴德的理论同样简单、明确，甚至具有更重大的影响，但直到今日仍未广为人知。他解释道，只要国家主义本质上的特征没有变，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不管是人员更换或是修改《宪法》。鉴于政府的原则，也就是司法垄断与征税权力，任何限制政府权力与保障个人生命财产的概念都是假象。司法垄断，意味着正义与保护的价格必定上升，而品质则必定下降。而税金资助的保护机构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这将导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的税赋与更少的保护。即使政府活动被限制在专门保护现有财产权上（国家保护主义的应有内容），进一步的问题是该提供多少保护。政府（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自利与劳动负作用的激励，但却独有征税权力，使得政府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几乎相同：最大化保护的支出，可以想像几乎整个国家的财富都能以保护之名被消耗，同时，减少保护的生产。此外，司法垄断必然导致正义与保护的品质恶化。如果人民只能向政府上诉并要求正义与保护，正义与保护将被扭曲以利于政府、《宪法》与最高法院。毕竟，《宪法》与最高法院是国家的《宪法》与法院，不管政府活动因机构成立当下的考量而受到多少限制。因此，政府为了取得优势，财产权与保护的定义将不断被改变，而司法管辖权的范围则会不断扩大。
因此，罗斯巴德指出，为了达到繁荣，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废除，同样的，为了实现正义与保护，国家机构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废除。「自由社会中的防御（包括提供人身与财产防御服务的警察保护与司法调查），」罗斯巴德总结道，「必须由个人或企业提供，并且（a）透过自愿而非强制手段获得收入，及（b）不像国家那样强制性垄断警察或司法保护…这些防御企业必须自由竞争、非强制性且非侵略性，就像其它自由市场中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供应商一样。防御服务，就像其它所有的服务，可以市场化，也只能市场化。」[8]也就是说，每个私有财产所有者都能获得分工的好处，透过与其他的财产所有者合作，能够替自己的财产寻求更好的保护。任何人都能够向其他人购买、出售或以其他方式缔结有关保护与司法服务的合约，而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单方面终止与他人合作的合约，回到自我防御或是改变保护的条件。
6 Ludwig von Mises，《Socialism》，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1981年；Hans-Hermann Hoppe，《A Theory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Boston: Kluwer，1989年，第6章。
7 Murray N. Rothbard，《The Ethics of Libert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第22、23章。
8 Murray N. Rothbard，《Power and Market》，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1977年，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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