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双眼：社会民主处在崩盘之中

睁开双眼：社会民主处在崩盘之中

文：Jeffrey A. Tucker/译：David Wu

诡异时代的标志——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再度畅销起来。这是一本以阴暗国家观念以及令人不知所措、绝望深入骨髓而闻名的小说。

奇怪的是，今天不分左、右派，甚至不打算效忠哪一边的人，都陷入这种国家观念。发生在华府的彻底失败，似乎令人无计可施，无论是在特朗普还是他前任的统治下，这种认识都一如往昔、在劫难逃——“镇上来的新人”解决不了问题。

今天，真正的社会民主危机到来了。诚然，社会民主建设了数十年，可随着欧洲极端主义党派的兴起，以及美国深刻政治对抗时常激化的凶兆，危机愈来愈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现实。时代在呼吁——翻开公共生活的新篇章，全面重新思考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其治理机构之间的关系。

问题根源

在大学做演讲时，我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这里有谁知道“社会民主”这个词？百来人中只有两人举手。太不幸了，简单的答案是，社会民主尽管人人痛恨，但正是我们眼前的制度。它不是立宪主义，不是自由主义，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不是保守主义。它是某些自称为精英的人士不受限制的统治，这些人自以为比我们所有人更了解如何管理我们自己的生活。

回顾历史背景：二战结束时，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围绕在“意识形态已死”的观念周围。1960年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以书本形式总结这一观点的经典陈辞。他自称“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宣扬所有野蛮政治观点都已结束，被人人钟爱不渝的专家统治制度所取代。

可以肯定的是，终级的“意识形态终结”体系是自由本身。真正的自由主义（根本不应被归类为意识形态），并不要求在某些公共行政体系当中达成普遍一致。它容忍宗教、文化、行为规范、传统和个人伦理观念的巨大差异。它允许每种形式的言语、写作、结社和运动。通往更美好生活的商业、生产和贸易，成为赖以生存发展的命脉根基。它唯一要求的，是包括国家在内的全体人，都不得侵犯人的基本权利。

但这并不是贝尔和他那一代人试图构造的“意识形态终结”。他们想要的，是今天所谓的“经理国家”。科学客观的专家们，获得建设和监督大型国家项目的权力和权威。这些项目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让所有商品和服务变得完善的监管机构、让资本和劳动力完美平衡的劳动法令、鼓舞公众的巨大基础设施方案（高速公路！太空！水坝！）、还有由凯恩斯式巫医负责微调的宏观经济生活、不受权力制约的外交政策体制以及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

贝尔及其同代人提出的，并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终结”，而是一个被称为“社会民主”的意识形态归纳。虽然它不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却代表着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犯性国家。这个国家受到精英官僚的控制管理，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庇佑，还获得普选权的伪装掩护。根据假定，只要发生在民主框架之内，就肯定不会有真正的压迫。

短暂和平

事实表明，整个想法都是做白日梦。这本书面世短短几年，意识形态就报复式地大肆卷土重来，主要是针对僵化公共生活、越战征兵、中产阶级经济前景逐渐黯淡的反应。学生运动兴起，它对所受暴力压制的反应是更添活力。技术催生了与死气沉沉和好管闲事的公共行政结构不相一致的新自由形态。政治共识分崩离析，总统职务本身——在战后被认为是神圣的——受到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辞呈的沉重打击。政府再也毫无招架之力。

凝聚战后旧社会民主共识的一切，似乎一直是冷战本身。当然，只要我们国家面临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存在威胁，我们应该放弃分歧。而这种看法，延缓了冲天怨气的释放。在一场令人震惊和完全意想不到的转变中，冷战于1989年结束，从而启动一种后意识形态年代的新尝试，但不过是为了维护精英们的努力成果。

这个尝试也有它书本形式的确定声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福山写道：“我们可能目睹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是战后特定历史时期的逝去，而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

作为贝尔2.0版，这个预言也没持续太久。在过去25年中，甚至当中产阶级开始面临严峻经济现实之时，每一种社会民主制度无论在左派还是右派那里都丧失了信誉：一代人的进步不再是美国梦的可靠组成部分。政府计划最后一次看起来顺利的是登月。之后，不可承受和无法运转的负担，就成为政府的标识。重要的意识形态抗议运动在美国公共生活的各个角落萌生：茶党、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要紧、伯尼、特朗普，接下来的任何事情。

核心问题

今天，每位公共知识分子都对美国公民生活的撕裂倍感失望。他们绞紧双手，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岔子。实际上，答案比乍看起来要简单得多。这个框架内的每种制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趾高气昂——在种种意义上，都表现得毫无道理、站不住脚。专家们完全缺乏自知之明，误以为他们的成就令人满意，可相反的认识却在大众中广泛传播。

每个计划都落入三类失败之一：

1）财务不可持续。许多福利形式因为寅吃卯粮、透支未来才能运转。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未来总会到来。想想社会保障，只有在少数老年群体掠夺多数年轻群体的情况下方可收效。最终，人口统计翻转，多数人在享受一端，少数人在付出一端。现在，年轻人知道，他们穷其一生也不会有投资回报。政府设立的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其他形式的“保险”也一样。福利国家总体走上邪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临时救助。住房和学生贷款等补贴方案造成不可持续的泡沫。而泡沫的最终破裂引发大恐慌。

2）最终效率低下。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假定世界死水微澜、一成不变，并努力墨守特定运营模式的制序。尽管出现了新的全球信息体系，我们寻求和获取信息的方法改变，可公立学校今天的运营方式，与上世纪50年代没什么不同。反垄断法多年前就在对付工业企业，尽管市场在进步，但到这届政府发表意见时，也不会改变什么。你也可以对大量政府计划做出同样批评：劳工法、通讯条例、药品批准和医疗法规等。纵使成本一涨再涨，服务和效果却越来越差。

3）道德上肆无忌惮。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救助，对全体普通人来说，都是不可辩护的。你怎么能运用联邦政府的全部权力，向危机的真正肇事者也即那些裙带精英们一下输送数十亿乃至数万亿美元呢？资本主义应该关系的是利润和亏损，而非私人利润和社会亏损。这个纯粹的不公正造成迷惘一片，但这只是触及表面。你怎么能掠夺普通美国人40％的收入，而把资金用于最终效率低下、财务不可持续，或直白讲就是大错特错的计划呢？政府如何能够希望管理一个侵犯公众隐私的全面监视计划？再就是持续几十年最后仅仅带来毁灭和恐怖游击分子的战争问题。

这一切如何能够照旧而不会造成革命？什么是实际带来社会民主突变的转折点？是什么让一种失败范式取代另一种失败范式？答案处于社会民主更深层次的问题当中。你能从1939年哈耶克的这个评论中辨识出它来吗：“只有当我们不要求政府在我们能够取得真正一致的领域以外行动，一致同意的政府才是可能的。”

共识消失

的确如此。所有政治上稳定的公共机构——纵然效率低下、质量欠佳，或回避基本道德要求——必须至少在主体人群中假定一定程度的共识；也就是说，假定某种最低限度的公共共识才能导致同意。您也许能在具有同质人口的小国中拼凑，但在人口众多的大国，这变得不那么可行。

意见多样性和大政府创造政治上不稳定的制序，因为在政府的适当职能上，多数人口开始与少数族裔发生冲突。在这个系统中，有的群体总是感到被利用，而有的群体总是感到被别的群体所欺骗和虐待。而在社会民主的头两大理想也即政府控制和广泛可得的公共服务当中，紧张关系也愈演愈烈、一触即发。

我们创造了一架公共机构的庞大机器，这架机器假定共识的存在——也即精英们认为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但消失很久的这个共识。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敌友割裂的政治环境中，以阶级、种族、宗教、性别认同和语言来划界的情形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如果社会民主的目的，是想要带来公众满意和信任精英们会管好一切的状态，结果就是适得相反的。有更多人的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满。

哈耶克1944年警告我们：在失败的公共服务面前，共识土崩瓦解，强人出来拯救。事实上我早说过，今天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自命不凡是完全没有保障的。特朗普的胜选居于一个理由：旧秩序不可能恢复。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选择：要么摒弃多元文化理想，维护他们喜爱的大一统国家，要么坚持自由主义理想，放弃他们对行政精英统治的依附。

必须做出割舍。正当如此。黑暗和危险的政治运动正在整个西方世界化脓溃烂，它们由奇特的意识形态冲动所构成，渴望采取新形态的指挥和控制。无论它们是什么，都与曾被夸大的战后共识没有瓜葛，和自由更毫不相干。

总统顾问史蒂夫•班农代表着直接来自于奥威尔笔下的黑暗势力，但他足够明智，能看清左派忽视的东西。他声称要利用特朗普的执政年代“解构行政国家”。请注意，他说的既不是拆除也不是废除；他想利用行政国家达到不同的目的：在一家更强大政府统治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集体。

由家长式的、愚蠢的、过于自命不凡的社会民主人建立起来的制序，正在成为他们发自心底不同意的利益观和价值观的战利品。他们最好习惯这种情况。这仅仅是个开始。

旧秩序党徒可以为复兴打一场无望的战斗。或者他们可以加入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行列，围绕着我们时代危机的唯一真正解决方案：自由本身。这正是未来的意识形态战线，不是左对抗右，而是自由对抗所有形态的政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