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主义加剧贫富差距，“反贫穷战争”永续贫穷
福利主义加剧贫富悬殊？
作者：卢安迪
在贫民窟长大的黑人经济学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叹道：「黑人家庭熬过了几个世纪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但却因福利主义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组织，也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支援。
在贫民窟长大的黑人经济学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叹道：「黑人家庭熬过了几个世纪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但却因福利主义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组织，也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支援。
推广自由经济思想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自由经济的不少优点都是跟直觉相悖的。当今世上其中一个最大的迷思，就是认为支持福利主义的左派较能促进基层福祉、缩窄贫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则只顾经济发展，漠视穷人死活。但事实又是否如此呢？
美国最近一项调查发现，反对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的人的平均慈善捐款，是支持政府再分配的人的四倍──尽管前者的平均收入比后者更低！由此可见右派未必不关心穷人。再者，比心中意图更重要的是：左派和右派政策的实际效果是怎样呢？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 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考证了经济自由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不但指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集中现象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愈自由、政府福利愈少的国家，贫富差距也是愈小，而非愈大。所以他说：“A society that puts equality before freedom will get neither. A society that puts freedom before equality will get a high degree of both.”一份欧洲中央银行的最新实证研究（注），考察多个国家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当一个国家愈增加福利政策，其贫富差距便愈扩大。
「反贫穷战争」永续贫穷
美国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国家，立国后百多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扶贫政策，直至1960年代林登．詹逊总统（Lyndon Johnson）推行所谓「大社会」政策（Great Society），其福利主义方针才立竿见影，自此有增无减。让我们看看这个号称「反贫穷战争」（War on Poverty）的政策对贫穷率和财富分布的实际效果：
从两幅图表可见，美国的贫穷率自二战结束后稳定下降，但自从「反贫穷战争」开始，福利开支飙升，贫穷率却停滞不下，而且贫富差距更开始攀升。（顺带一提，香港虽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但香港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却比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更深更广，这也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又正如罗致光教授等学者指出，香港政府增加干预后，贫富悬殊更趋严重。）
政府愈干预 贫富愈悬殊
除了比较同一时间的不同国家和比较同一国家的不同时间外，我们也可比较同一国家、同一时间的不同地方。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属左右两派。在2015年11月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中，当主持人问最支持自由经济的兰德．保罗（Rand Paul），贫富悬殊问题值不值得关心，保罗答道：「当然值得关心。哪些地方的贫富悬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民主党执政的州份、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保罗勇敢地说出西方左派传媒极力回避的尴尬事实，赢尽全场掌声。
为什么愈多福利政策和政府干预，贫富悬殊似乎反而愈严重呢？读者倘知道社会福利产生倚赖效果、制造长期贫穷，以及商业管制扼杀中小企生存空间，助长大财团垄断等等，则不应对这个现象感到讶异。但这里让我谈谈较常被忽略的另外几点。
基于奴隶制的历史原因，美国黑人占贫穷人口的较大比重，故可透过比较黑人和白人的处境，某程度上了解不同经济阶层的情况。很多人把黑人贫穷问题归咎于奴隶历史和种族歧视，但其实在1860年代解放黑奴和1960年代开展福利主义期间，黑人的生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未至于跟白人并驾齐驱，但人均收入正逐步赶上。然而，福利主义的降临，却切断了黑人继续攀升的绳索，使他们堕入不见曙光的深渊。
佛利民曾说，如果你想知道穷人和富人用的哪些产品的质素最悬殊、穷人用的哪些产品的质素下降得最快，那恰恰就来自政府最积极干预的行业：医疗、房屋如是，教育亦然。上世纪初，美国政府对教育干预未深的时代，虽然黑人学生普遍只能就读较廉价的学校，但他们的学业表现跟白人相去不远，进入职场后亦有力竞争。然而，自从美国政府在20世纪下半叶大幅增加教育开支，教育日益公营化、官僚化，令中下阶层的教育水平每况愈下，今日过半数黑人没有高中学位。
最低工资劫贫济富
令低技术人士雪上加霜的，是最低工资政策。很多人把最低工资想成一块「地板」（floor），以为上调最低工资便能推高工人薪酬，但其实最低工资是一个「栏杆」（hurdle），是工人必须跳得过才能受聘的门槛。在美国尚未订立最低工资的时代，低技术人士较易找到工作（黑人青年的失业率低于10%，跟白人青年无异），以累积经验和锻炼才能，继而向上流动。但订立最低工资后，黑人青年的失业率在过去半世纪从未低过20%，更每每高于50%，是白人青年的两倍。于是，大批低技术黑人青年无法进入劳动市场，被推入福利接济的罗网，甚至走入不法歧途。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帮工会把更弱势的工人排挤掉，使工会的工人免受竞争。因此，最低工资是「戴维德定律」（Director's law）的典型范例。这项由著名经济学家戴维德（Aaron Director）提出的定律表示，绝大部分打着「劫富济贫」的幌子的左派政策，其实际效果都是把最穷的人（以及最有钱的人）的财富转移给没有那么穷的人，结果当然是贫者越贫。戴维德定律的另一例子是社会保障金（social security）：这项政策以补助穷人为招徕，但如果仔细计算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劫贫富、济中层的。
好心做坏事 拆穷人家室
此外，福利政策对家庭的影响亦值得一提。由于单亲家长可享有额外补贴，这项政策的客观效果是增加穷人离婚的动机，甚至鼓励青少年不婚产子，然后分手，而首当其冲的当然又是平均收入较低（虽然原本正在追上白人）的黑人。1965年，76%黑人儿童生于双亲家庭，但到了2009年，只有27%黑人儿童生于双亲家庭。在贫民窟长大的黑人经济学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叹道：「黑人家庭熬过了几个世纪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但却因福利主义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组织，也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支柱。拆散穷人的家庭，又怎能帮他们脱贫呢？
诚然，公共政策与财富分布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议题（跟公共财政和货币政策亦息息相关）。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举隅，带出事情没有想像中简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佛利民和索维尔的众多著作，其中有详述各项号称劫富济贫的左派政策，实际效果为何总是适得其反，“War on Poverty” 为何变成“War on the Poor” 。
最后，分享索维尔1993年回顾西方福利主义之路时，一段发人深省的说话，这段话放到今天依然一针见血：
「西方世界过去30年的社会史，可以说是以『听上去很好的政策』取代『真正有效的政策』的历史（replacing what worked with what sounded good）。一个又一个领域——罪案、教育、房屋、种族关系——在那些动听的伟论付诸实践后都每况愈下。令人惊奇的是，这段充满失败和灾难的历史不但没有令那些『社会工程师』知难而退，而且公众还继续任由他们摆布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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