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财产权和空气污染（2）

法律，财产权和空气污染（2）

作者：穆瑞•罗斯巴德

有形的侵犯

我所建议的法律规范性原则如此简单：除非侵犯或攻击了他人或他人的正当财产，否则任何行为都不应被视为违法或者非法。仅有入侵行为应被宣布为非法，须用法律全力以斗争。入侵必须是具体的和有形的。这类侵犯严重程度各异，因此，也对应着不同程度的适当赔偿或惩罚。“入室行窃”仅仅是以偷盗的目侵犯财产，严重程度低于“抢劫”，而抢劫则很可能以武力攻击受害者。然而，在此我们关心的不是侵犯或惩罚的程度问题，只是侵犯行为本身。

假如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他人的“正当”财产，那我们的“正当性”标准又是什么呢？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详尽阐述关于财产所有权正当性的理论。只需说明一点就够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坚持的基本公理-----每个人都是自我所有者，都对其自己的身体享有绝对管辖权。事实上，这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人能够合理地侵犯或者攻击他人。接下来的推论是，每个人仅能以占有或“添附劳动”来拥有先前无主的资源。这一对公理——自我所有权和家业传承——是自由市场社会中一整套的财产所有权体系的正当性来源。以这套体系建立了每个人自己的人身权，捐赠权，继承权（同时，接受遗产或继承的权利），及以契约方式交换财产的权利。

法律和政治的理论已造成了许多危害，因为其未能精确地指出，人类行为中唯有有形侵入应被认为是非法的，因此理当以有形的暴力来对付它。“伤害”这个模糊概念代替了准确的“有形暴力”。考虑下列两个例子。吉姆正在向苏珊求婚，就快赢得美人芳心步入教堂之时，突然鲍勃出现，抢走了她。显然，鲍勃已经对吉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旦采用了“非有形入侵”的观点来确认伤害，几乎没有任何法外行为可被证明是有理的。那么，吉姆能够禁止鲍勃的存在吗？

类似的，A是一个成功的剃须刀刀片销售商，但是后来B来了，出售一种更好的刀片，刀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防止割伤脸。A的财产收益受到了严重影响。他能够要求B赔偿吗？或者，更进一步，他能够禁止B卖这种更好的刀片吗？正确答案是“不”，如果被迫去买较差的刀片，消费者会受到伤害，在此例显然如此。相反，除非遭遇有形的侵犯，没有人有合法的权利去阻止或报复对其财产的“伤害”。每个人都有权保证自己财产完好无损不受侵犯，但没有人有权保护他财产的价值，因为那种价值仅仅反映了人们愿意为它支付的价格。这种意愿仅仅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他们的钱。没有人有权支配别人的钱，除非那人已事先订立合同将钱转让给他。

在民事侵权法中，“伤害”通常被认为是对他人人身和财产的有形侵犯。将诽谤或造谣列为非法一直是侵权法中明显的反常。语言和看法不是有形侵犯。类似于因更好的产品出现造成的财产价值损失，或者消费者需求的转变，没有人对他的“名声”享有产权。名声严格来说是他人的主观看法的体现，而他们对自己的思想有绝对的权利，不管是什么思想。因此，将诽谤非法化本身就是对诽谤者言论自由权的严重侵犯，而言论自由是他自我所有权的一部分。

对言论自由更广泛的侵犯是现代沃伦-布朗德所提倡的保护所谓“隐私权”，这将自由地使用某人自己的财产，甚至并非错误或“恶意”的行为作为非法。

在侵权法中，“伤害”通常被认为是对他人人身和财产的有形侵犯，并且通常当且仅当有形侵犯造成了精神伤害的后果时，才能就此精神伤害索赔。因此，在标准的关于非法侵入的法律中——即侵犯他人人身或财产----“伤害”是实际上侵犯了他人身体，而“企图伤害”是一个人令他人产生了对殴打的恐惧或忧虑。

对构成了侵权因此须采取法律行动的“企图伤害”，侵权法明智地要求威胁必须是临近的且迫在眉睫。仅仅侮辱或者暴力性言辞，含糊不清的未来威胁，或者只是持有武器不能构成“企图伤害”，必须伴随着公然的行为，能够产生对迫在眉睫的暴力殴打的恐惧。或者，换句话说，必须有即将进行殴打的具体威胁，潜在的受害人才能合法地使用武力或暴力来保护自己。

有形侵犯或者骚扰构成侵权，无须实际“有害”，或造成严重损害。法院正确地判定，类似朝别人脸上吐唾沫或者猛地扯开别人的帽子等行为是“伤害”。1704年霍尔特大法官说过的话看来仍可适用：“怀着愤怒最低程度地接触他人也算侵犯人身。” 而实际的损害可能不是物质性的，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我们可总结出若受害者因有形的攻击受到了骚扰，受到了打扰，那么，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行为已是违法。

谁先动手：严格责任

如果只有对人身和财产的有形侵犯才被认为是非法行为或者侵权，那么界定一个人的行为什么情况下将成为有形侵犯便十分重要。自由主义的法理认为除非自卫，否则A不能对B使用武力，也就是说，除非B率先对A施暴。但是什么时候A对B的武力反抗是合法的自卫，而什么时候它本身就不合法或者是对B的暴力侵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打算采用何种民事侵权责任理论。

设想，例如，史密斯看见约翰皱着眉头，穿过街道朝他走来，而史密斯又是一个异常害怕别人皱眉以对的人。他深信约翰将要枪击他，于是他拿起了枪射击了约翰，他的确认为这是自卫。约翰对史密斯犯下了“企图伤害”和“伤害”吗？史密斯是不是侵略者？应该负责吗？一种责任理论——公认的“理性人”或者“理性行为”或者“过失”理论——认为他应该受到惩罚，因为皱眉对一个理智的人而言，不会引起对即将发生袭击的担忧。一种相竞争的理论，曾经被采用而现在正在复活——“严格责任”或者“严格因果责任”的理论——赞同史密斯应该受到惩罚，因为对法官或陪审团而言很清楚，约翰不是一个有即时危险的攻击者。而不管史密斯有多害怕袭击都是如此。

在“理性人”理论中有两个严重缺陷，那就是“理性人”的定义模糊而且主观，而如果有罪的攻击者没有受到惩罚，那么受害者就得不到赔偿。在这个特例中，这两个理论碰巧一致，但是在其他许多案例中它们并非如此。再举一个例子，例如，1896年Courvoisier v. Raymond 案。此案中，被告是一个小店主，受到了一个劫匪的威胁。当一名便衣警察走向被告试图帮助他时，被告误认为他也是个劫匪，而枪击了这个警察，试问这个小店主应该负责吗？

初审法院正确地作出了判决——在严格责任的基础上——陪审团裁定支持警察。因为很明显被告的确枪击了原告，构成了伤害。根据严格责任理论，问题在于因果关系：谁首先发动了侵权或者犯罪行为？对被告行为最重要的辩护理由是，是否原告实际上已构成了“企图伤害”，威胁被告将要即刻发动伤害行为。这个问题照惯例成为了一个由陪审团决定的事实问题：便衣警察事实上是否暴力威胁了小店店主？陪审团裁定支持警察。然而上诉法院彻底颠覆了初审法院的判决。法院认为，小店主认为便衣警察将要袭击他，虽然这不是事实，但此时小店主如“理性人”那样行事。

什么时候一项行为被认为是“企图伤害”呢？皱眉很可能不符合。但是如果约翰突然拿出了一杆枪并且对准了史密斯，尽管没有开火，这也很显然产生了迫在眉睫的暴力侵犯威胁，那么史密斯出于自卫而开枪还击就是正当的。（在此情况下，我们的观点和“理性人”的理论再一次巧合。）决定是否已达到“企图伤害”这一点的标准如下：约翰是否先以“公然行为”进行伤害威胁？正如兰迪•巴内特所指出：在一个不确定的案件中，唯一正当地使用武力是用于击退一种公然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单纯是准备性的，以此在时间和空间上区分犯罪预谋。它必须不仅仅是“危险的”，它必须具备实施犯罪的特定意图，并有在一定实际程度上完成其行为的趋向。

类似原则也可用于无辜旁观者的案件。约翰侵犯并攻击了史密斯；史密斯出于自卫开枪，打偏了，碰巧击中了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布朗。史密斯应该负责吗？不幸的是，法院坚持传统的“理性人”或者“过失”的教条，认为如果史密斯实际是出于针对约翰的合理的自卫打算，就不承担责任。但是，在自由主义和严格责任理论来看，史密斯事实上已经侵犯了布朗，尽管他不是故意的，他必须为此负责。因此，布朗也可合理合法地反抗史密斯。而因为约翰胁迫或袭击了史密斯，史密斯也可独立且正当地对约翰采取暴力行动。可推测，约翰应承担的责任或应受的惩罚明显会被比史密斯的更严重。

公认的过失理论的重大缺陷之一就是它只关注某一受害者（如史密斯）在反抗袭击时的自卫权，或者关注他的善意错误。但是很遗憾，公认的理论忽视了其他的受害者——皱着眉头过街的人，试图救人的便衣警察，无辜的旁观者。

如果那个皱眉头的人，或便衣警察，或无辜的旁观者，如果他能及时行动，有没有权利出于自卫枪击这个真诚地犯了错的被告？当然，无论什么责任理论，答案都是肯定的；因此，赢家必然是严格责任理论，这个理论关注每个人的自卫权，而不仅仅是某个特殊的被告。既然这些原告有权出于自卫枪击被告，那么很显然，被告就是侵权的攻击者，无论他行动时有多么真诚或或“合理”。

从爱泼斯坦教授各种富于启发性的的讨论显然可见，我们的法律结构中交织了三种迥异的侵权责任理论。

最古老的是严格因果责任，在可识别的原因基础上分配罪责：谁射击了谁？谁暴力侵犯了谁？对使用武力的指控，只有处于保护人身或财产才是正当的抗辩。这一原则在19世纪中被过失或者“理性人”的理论取代，这个理论让许多有罪的被告逍遥法外，只要他们的行为被裁定为合理的或者没有显示不当的过失。事实上，过失理论打破了平衡，过于有利于被告，而不利于原告。相反地，二十世纪兴起的现代理论热衷于帮助原告（特别是的当他们是穷人时），即使有形侵入的严格责任也不能证明被告的责任，仍然想方设法要使被告败诉。如果最古老的的理论被称为“严格因果责任”，那现代理论则可被称为“推定责任”，因为看起来是推定被告负有责任，这公然违犯盎格鲁-撒克逊刑法的被告无罪推定的原则。

把我们的讨论从侵犯人身扩展到侵犯财产，我们应适用相同的结论：任何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侵犯，若有人首先发动攻击。他不能用暴力侵犯所谓的侵入者——他的动产或不动产的侵入者——除非后者首先公然使用强力。

受害者在保护自己的人身或财产不受侵犯时，能使用多大的武力？在此，我们必须抛弃无可救药的不充分的当前法律理论，即他仅应当使用“合理的”武力，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这实际上极大地削弱了受害者的自卫权，以致自卫权化为乌有。在现代法律中，一个受害者只有在以下情况才允许使用最大限度或者“致命”的武力：1.在他自己家中，且仅当他受到直接的人身攻击时；2. 如果人身受到攻击时他已无路可退。这都是些危险的废话。

任何人身攻击都可能转为谋杀；受害者没办法知道攻击者最终是否会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受害者有权根据这样的假设起诉，即任何攻击都可能会是致命的，因此，他有权使用致命的武力还击。

在现代法律中，当被害者要保卫他自己的土地或动产不受侵犯时，他将陷入更为眼中的困境。对此，他甚至不被允许使用致命的武力来保卫他自己的家，罔论其他的土地或财产。

其推理似乎是，既然受害者不被允许杀死偷他手表的小偷，因此他就不能在小偷盗窃他手表或跟踪他时开枪。但是惩罚和保护人身或财产是不一样的，必须不同对待。惩罚是在犯罪已经发生并且罪犯已被逮捕、审判、且被判有罪后的处罚。

犯罪正在实施时的抵抗，或在财产被追回且罪犯被逮捕之前的防卫行动，则是另一回事。受害者有权使用任何武力，包括致命的武力，以保护或者追回自己的财产，只要罪犯仍处于犯罪状态下——也就是说，在罪犯被逮捕并以法律程序及时审判之前。换句话说，他有权向抢劫者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