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财产权和空气污染（3）

法律，财产权和空气污染（3）

作者：穆瑞•罗斯巴德

适当的风险承担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没有人有权使用暴力保护他自己或他的财产，除非出现公然侵犯他的行为。但是这种理论是否会将某种不当的风险强加于每个人？

基本的答案是，生活总有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毫无办法避免这种原始事实，任何从一个人身上移走风险的行为，仅仅是换了另外一个人来承担。因此，如果我们的理论，即必须等到有人开始侵犯你时（才能行动），增大了风险，那它同时也减少了风险，因为作为一个非攻击者，你会更有把握没有受了刺激的所谓“受害人”会因为假想中的“自卫”而对你发动突袭。法律不可能减少整体的风险；那么，用某些其他的原则设置行为许可的界限，就变得非常重要，以此分配风险的承担。自由意志主义的公理即允许所有的行为，除非是公然的侵犯行为，为风险分配提供了这种基本原则。

有更深的原因说明，为什么不能藉由公开的法律行为降低或最小化整体的风险；风险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独有的主观概念；因此，它不能以任何可测的定量方式衡量。即，没有哪个人风险程度可量化，拿来和他人作比较，而且也不可能得到社会风险总量。作为定量化的概念，整体风险或社会风险与经济学上的“社会成本”或“社会收益”一样，毫无意义。

那么，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里，每个人作为自我负责的自由人，都要承担加诸于他的适当风险责任。这种风险将会涉及每个人的人身或财产。当然，个人可以自愿地集中他们的风险，比如各种形式的保险，以此分担风险，并从共同基金中支付给受损失者。或者，投机者会自愿地承担未来价格变化的风险，而市场上的其他人则通过对冲操作将此风险转嫁给他。或者，一个人可以有偿地承担他人的风险，比如演出或其他形式的契约。但不能允许一批人聚在一起作出决定，强迫另外一批人去承担他们的风险。例如，如果一批人强迫第二批人来保障前者的收入，后者的风险会大大增加，以致损害他们的个人权利。当然，就长久而言，整个系统或许会崩溃，因为第二批人只能以自己的生产和收入提供保障，而这些生产和收入注定会随着社会寄生虫带来的成本扩张而下降，并造成社会瘫痪。

适当的证明责任

如果每个人正当的风险责任是不得使用强力，除非出现了针对他的人身或财产的公然侵犯行为。那么，要指控被告，什么是适当的证明责任呢？

首先，必须有某些合理的证明标准，以运行自由主义的原则。假设自由主义的基本公理为——没有针对个人或财产的暴力出现——被奉为所有司法裁判过程的准则。但是假设唯一的评判标准是所有不足六英尺高的人被认为有罪，而所有超过六英尺高的人被认为无辜。显然，这类程序性的证明标准将直接地公然违背自由主义原则。以无关的或任意性的事件作为证明标准来决定案件也是如此，例如中世纪的神判法或用茶叶或星象图进行审判。

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看，适当的程序要求合理地证明被指控侵权或犯罪的某人有罪或无罪。证据必须以能够形成侵犯人身或财产权的严格因果关系链的方式检验，证据构成必须能证明侵犯者A确实发起了某个公然的有形行为，侵犯了受害人B的人身或财产。

那么，谁，在任何具体的案例中应该承担证明的责任？什么样的证明标准才能满足条件？

最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是每个人都应被允许做他或她正在做的事，除非是发动针对他人的公然攻击行为。但是在不清楚某人是否发动攻击的情况下该如何？在这些情况下，唯一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程序是什么都不做；以退回去确保司法机构没有强制一个无辜者。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让某个侵犯行为蒙混过关，远比施加强制从而侵犯我们自己更好。希波克拉底誓言（医生的入职誓言——译者注）的重要信条是：“至少，不要为害”应当同样适用于法律或司法机构。

那么，任一案件必然假定每个被告人在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罪，因此证明责任必然在于原告。

如果我们需要始终坚持自由主义，那么随之而来，就不能允许诸如“优势证据”这样软弱无力的标准用来证明犯罪。如果原告提出关于被告犯罪行为的证据，只要在某种意义上占51%的分量就可判定，这很难说比法院以随机事件作为理由对被告使用暴力更好。因而，无罪推定，必须建立远高于此的证明标准。

目前，“优势证据”用来决定民事案件，而严格得多的标准则用于刑事案件，因为刑罚如此严厉。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对罪行的证明不必与惩罚的强度挂钩；不管惩罚如何，被判定有罪的被告总会被施加某种强制。应给予民事侵权案件的被告与刑事案件的被告一视同仁的保护。

某些法官被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吓住了，即51%的证据便可宣告有罪，这种反应本是正当的，但他们已改变了标准，确保不管是谁在审判案件——法官或陪审团——都以优势证据规则来判定有罪。然而，有一种更符合要求的标准，审判者必须在有“明确、有力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下证明被告罪行才能宣判有罪。幸运的是，最近几年中这种标准在民事案件中增加了运用。美中不足的是，它更强的形式通常被某些法官拒绝，如“明确、积极且毫不含糊”的证明标准，而且，有法官认为，这种标准意味着原告“必须……满足某种道德上的确定性”。

但判断任何罪行的最好证明标准是通常用于刑事案件中的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显然，判断人们行为时几乎总会有些怀疑，因此“排除任何怀疑”这样的标准毫无希望、不切实际。但怀疑必须要足够小，乃至任何“理性的人”都会相信被告人有罪的事实。“排除合理怀疑”以宣告有罪，看来是最为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标准。

十九世纪杰出的自由主义宪法律师莱桑德·斯波纳，强烈主张对一切罪行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对于他们而言太宝贵了，因此自然的推论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绝无道理允许他们的同胞基于大体相同的可能性，或在不能确定无疑地排除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就对他们加以迫害。”

虽然合理怀疑的标准通常尚未适用于民事案件中，但这种看上去大胆且令人震惊的提议，的确存在少数先例。比如，在遗嘱案件中主张口头遗赠，法院就规定，所主张的遗赠“必须用有说服力、明确且确凿的证据加以证明，能说服法院排除合理怀疑相信其真实性”。并且，在修正书面合同的案件中，法院规定，（需要修正的）错误必须“能以有力且确凿的证据建立，以至能排除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