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保罗：罗斯巴德的伟大意义

罗斯巴德的政治重要性

文：罗恩·保罗/译：禅心云起

罗斯巴德教授对自由和自由市场运动的影响，怎么夸大都不为过。他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活的巨人，自从他的伟大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71年逝世以来，他领导了现在的伟大运动。他在米塞斯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建树和发展。我们与米塞斯的息息相通，要归功于他的贡献。但有许多人不太了解罗斯巴德的政治影响力。有人会说，他无疑是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然而，他的政治努力却不太成功。我要否认这一点。

罗斯巴德是现代自由至上主义运动的创立者，也是美国自由至上党创始人及其政治化身，从而鼓舞起前所未有的、无比重要的“第三党”运动，为自由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我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被罗斯巴德清晰晓畅的杰作所深深影响。我当选公职后，罗斯巴德在头一次写给我的书信中，表达了他的意外惊喜：他发现一名真正的国会议员，不仅发出“税收是盗窃”的声音，还佩服地引用了他的文章《黄金与汇率波动》。对多年研究罗斯巴德著作并满怀崇敬的我，收到他本人的来信，当然感觉格外兴奋。

本世纪笼罩美国政治的传统氛围，在过去十年已经转向怀疑困惑。一段时间，水门事件丑闻（希望还有伊朗门）说服了公众，对任何一位主流政治家的信任都是天真幼稚的。罗斯巴德对整起事件感到高兴。他在1979年说：“自由在美国取得的胜利尚且短暂，但水门事件给予我们唯一一个最大的希望。水门事件，就如政治家一直警告我们的那样，破坏了公众“对于政府的信念”——这来的正是时候，”罗斯巴德高兴地说：“政府本身在美国被去掉好大一片神圣的光环。”

再没有人继续盲从政客或政府；一切政府受到了持久的敌视，我们因此回到不信任政府的健康状态，而这正是十八世纪美国公众和革命者的标志。为了自由长存，我们希望这种敌意不只是经历一个过渡阶段。

大多数人懂得，一名政治家在竞选时所说的，与他当选后的表现罕有一致。尽管如此，这一广泛而健康的冷嘲热讽，并没有转化为公众对一般政客谎言的透彻领悟。

令人难以置信，一名政客怎样维持固有印象，而事实则清楚地指向相反方向。许多人仍然认为里根总统削减了预算，可是他却是史无前例庞大预算和巨额赤字的推手。

鉴于建制派媒体合谋隐瞒真相，公众对政治现实的天真依旧，或许可容谅解，然而，学界意图掩盖事实和歪曲现实之风，则绝不可以得到原谅。学者们倾向于固守旧的解释，甚至等而下之，他们关注现实的眼光，被老的国家主义理想所模糊。而当流行的历史正统面临挑战时，这些专事维护神话的学者，试图赶紧堵住反对者的嘴。

仅从其作品举一事例：罗斯巴德关于胡佛时期-前萧条年代的修正主义历史分析。当罗斯巴德打算讲述胡佛的故事时，试想他正在颠覆什么。共和党人，大多反对罗斯福新政，指责民主党执政的那些年份，出现了大政府扩张。相反，民主党人则对此感到自豪，把功劳计在新政身上。共和党人因此被教导说，“胡佛唯一的问题是他没有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而民主党人则被教导说，政府应宜解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由市场势必造成的”任何危机，就像罗斯福所做的那样。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的历史解释方面十分顽固，特别当这样的历史修正有利于自由市场而不利于政府计划。

改变历史解释是一项艰巨工作：无论以往的解释有多么虚假，都已被凝固在国家维护者的心目中。然而，罗斯巴德于1963年宣称：“胡佛必须被视作美国新政的始作俑者，”而事实上，“富兰克林·罗斯福，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充分发扬光大了他前任制定的政策。”

罗斯巴德的分析是惊人而彻底的。他开始证明自己的主张，并无疑取得成功。胡佛是一名干涉主义者。他的哲学就是致力于利用政府的强制机制，实现充分就业，确保工会的存在和影响，操纵价格水平以恩惠农场主，维持工资水平，驱逐移民，阻止破产，尤其是扩张货币供应量。尽管“最后清算主义者”认为萧条是对先前时期不当投资的必要修正，胡佛则反其道而行。

尽管困难重重，罗斯巴德对胡佛历史处理方式的转变，取得了真正的成功。杰出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以基督教史及二十世纪世界史（《现代：从1919到2000年的世界》）的大量研究，成为保守主义运动的宠儿。他直接受到罗斯巴德对胡佛历史复原的影响。在《现代》一书中，约翰逊称胡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庸俗凯恩斯主义”，这正是罗斯巴德此前详细阐述过的要点。

赫伯特·施洛斯伯格的学术著作《待毁灭的偶像》（Idolsfor Destruction），在保守福音派的圈子里正引起热议。这本书热情呼应罗斯巴德对胡佛的历史修正：“赫伯特·胡佛，尽管令人惊讶地被历史学家称为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大力支持…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协调’商业企业的努力。”

终归到底，新政并不新鲜。它在罗斯福掌权前十年就孵育了。罗斯巴德的分析，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不少对党派政治更客观的评价，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

若干年前，我打算参加国会议员竞选，无意中读到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阅读此书以前，居于党派立场分割问题和观念的诱惑，让我的想法蒙上一层阴影。罗斯巴德的矫治，则使之焕然一新。

对于我改信纯粹自由市场及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美国大萧条》这本书起到了关键作用。我需要得到某种肯定：我对自由出于直觉的忠诚，也为伟大的思想家所分享。罗斯巴德所赐给我的十足自信，激励我勇往直前地进入政界。我从罗斯巴德那里获得的教导，始终在我脑海里维持着一种对和平市场活动和国家强制行动的区分。在担任公职时，这成为我的不变指南。

我迫切想让罗斯巴德这样理论家的辉煌之作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行动。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观点拥有强烈支持的选民，我因此当选了四届国会议员。罗斯巴德一生的大量创作，一个人即使只熟悉其中一小部分，也会了解他对于政治的态度。与米塞斯一样，他给国家贴上“暴力镇压社会机器”的标签。

我们如何减少国家的作用？为了实现一切社会中彻底而永久的变革，我们的首要重点必须放在思想的教化。这是罗斯巴德毕生为之奋斗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热衷抓住许多机会，参与我为国会实习生、工作人员和议员举办的教育性质的聚会。他在我主持的一场研讨会发表演讲之后，欣喜于出席的人数之众，称这“显示了我们的思想渗透到政治和公众舆论当中的程度，远超乎预料和设想。”

然而，罗斯巴德认为教育是变革的主要工具，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反对直接参与建设自由至上社会的政治行动。正如他所说的，“因为国家无法优雅地转身退出权力，教育以外的手段，压力手段，其使用都是必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被任命为美国黄金委员会委员时寻求他的帮助，也是为什么罗斯巴德写成十九世纪美国货币史，特别是与黄金、与中央银行邪恶相联系的辉煌史料。在这些问题上，罗斯巴德一直拒绝妥协，尽管他同时受到运动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迄今为止，他仍然是最有说服力的货币理论家，仍然是通货膨胀和法定纸币始终如一的批判者。当黄金再次在我们的货币体系当中恢复到核心地位时，我们将对罗斯巴德的工作抱以深深的感激。

事实上，罗斯巴德与黄金委员会的合作，帮助我们踏上一条前往金本位的道路，从美国黄金委员会那里，我得到了铸造黄金“美国鹰币”的立法支持。而他的鼓励和支持，成为我决心代表自由至上党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后盾。

罗斯巴德的作品以多种方式，不仅给予我本人，还给予我们所有人提供了思想火力，从而为实现全人类自由和繁荣的美国梦想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