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与个人素质

公有制与个人素质

1公有制即产权不明晰
2旁观者效应或是责任分散效应
3对公有财产和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不一样
4杨朱：拨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5尊重他人首先是要尊重他人的财产
6公有制方便团体对私有财产的侵夺
7《活着》的启示：破财消灾
8贸易带来平等，追逐权利造就等级。

1我们是公有的世界。

公有即是物权不明晰。中国几千年来，从没有明确私有财产的概念。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片土地是我马上拚来或是继承得来的，我便是奉天承运的皇帝，那么土地及以土地为依存基础的所有内容，包括人，都是我的。和珅很有钱，籍没家产合计达15亿美元之多。不管这些财富如何得来，那也只是由你临时保管着，最终还是皇帝的。和珅的倒台缘于腐败，钱多才是直接原因。中国人自古就怕露富，和大人富可敌国无可隐瞒。生活在皇帝公有天下的阴影中，每一个人都是待宰的羔羊。“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皇帝在饥饿时总会找出一只肥羊来，当然，小民的安全，只是因为其“小”。

那时候皇帝贪婪的眼光还只聚焦在地面上，现在当然是又延伸到地下。你足下的土地，不管地理深浅、年代近远，不管是自然馈赠的矿藏，还是祖先有意留下的文物、无意落下的溺壶，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本国公民或是外国友人，不分民族种族、年纪性别、宗教信仰、文化程度、财产状况，你都有发现和报告的权利，但那都不你的。对于这一点不仅我们自己有所认识，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也有广泛地阐述。

——K·A·威特福格尔把古老的东方中国与哥伦布以前的美洲印加人、阿兹台克人和玛雅人的帝国归为同一类型。根据他的分析,这些帝国的共同特征是：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官僚政府，从而未曾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转引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绝对的王权，牢固的官僚政府以及其主宰之下的大规模公有经济，多重压力之下，私有财产自然没有安全的存在空间，更遑论私有企业。

2旁观者效应

在最常见的心理现象中有一个叫责任分散效应，也叫旁观者效应，是指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某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减弱，面对困难或遇到危急时往往会退缩。因为前者独立承担责任，后者则期望别人多承担点儿责任。“责任分散”的实质就是人多却不能负责，责任当然也无法落实。就利他行为——比如救助溺水小孩子——而言，它实际上是受到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面前，单个人的反应与同其他人在一起时是不同的，众多在现场者会抑制单独个体的行为。

在面对溺水者时，只有自己一人在场并能够实施救助时，才能真正做到不推让、不迟疑。好多时候是观望的人越多，伸手救助者越少。这显然是责任不明造成的，一位女子在公交车受到侵扰时，大声呼救，众人也可能会视而不见。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说，与其大呼救命，不如对身边的大叔单独求助：叔叔救我。后者的效果会更好。

同样道理，公共财产最安全的存在方式，是将它私有化，所有权明确是安全的前提。

3对公对私财产的态度不一样。

在面对公共财产、他人财产和自己的财产时，人们的态度并不一样。浪费公共财产，或是听凭公共财产遭受侵害却无动于衷，很多人并不会有内疚感，甚至好多人以化公为私为发财的捷径。侵吞公共财产，从而发财致富，这正是时下许多人日夜算计念念不忘的事。这当然是因为我们有着庞大的公有财产，这很是诱惑人，同时又缺乏足以斩断黑手的监督机制。

每个时代都不乏仇视腐败的民众，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充满深情地呼唤清官，讴歌包拯，便是明证。但吊诡的是几千年来对贪官的惩罚力度似乎与官员的贪腐程度也成正比。清正廉洁是每一个官员最起码的操守，对之歌颂包含了这样一种逻辑：处在能够贪腐的位置上，却不贪，这太难得。现状却是好多官员为藏钱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用操心如何贪钱，只是操心哪里可以放钱。

回头想想那些面对腐败分子义愤填膺者，很可能只是在诅咒自己没有被赋予腐败的机会，并非真正关心公共财产的安全。我们总是看到这样的报导：一个穷山沟里的孩子刻苦学习努力打拼，终于来到大城市里，成为某部门的领导，最后贪污受贿锒铛入狱。许多从卑微处不断上升一步步走进监狱里来的人，好像都是循着这条人生轨迹走过来。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奋斗目的只是为了争取一个腐败的机会，一旦有机会当然会把权力的经济效益发挥到极致。

所以有人说让谁当官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是什么呢？是面对着庞大的产权不明确的公有资产。如此说来，公有现实不变，要人不贪简直是天方夜谭。

如果面对的是别人的财产，占有的欲望则会受到压抑；面对自己的财产时，则会珍惜有加。——自己的财产从别人来看，便是他人的财产。之所以会是这样，其实与道德无关，人的行动是受产权归属决定的。纵然自己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也不会像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对待周围没有明确产权信息的事物。一个有操守的人，可能在某一时间某一环境中，迸发出道德的火花，视公有财产为自己的生命，但普遍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点上，我们总是不愿看到或是不愿承认这样的现实——私有财产会受到更好的保护，却自欺欺人或是别有用心地认为可以提高民众的道德，使每个人都能像对待私有财产一样对待公有财产。这想法不仅仅是愚蠢。

反之，如果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私人的、有明确产权信息的事物，则自然会形成一种像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的态度：尊重它，爱惜它。出门在外，随地便溺、到处刻画，以满足自己最大私欲为目的，不惜损害环境，这些素质低下的表现，都应该是生活在公有制的环境中这一现实决定的。

4

在诸子百家时代有一个哲人叫杨朱，他铿锵有力的名言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与双手拢在胸前弓着腰身满脸媚笑的孔丘相比，杨朱应该是一付潇洒不羁形象，他简直是在调戏矢志于“平天下”的圣人及其徒儿徒孙们。当他在对比“一毛之失”与“天下之利”多巨大反差时，道德之士已经准备好要给他鼓掌了，可他却翻白了眼珠，轻轻地摇摇头，不怀好意地笑着说：吾不为也。田间莳草的奴隶都拄着锄柄扭过头来，疑惑地看着他。看着杨朱挽起衣袖的双手环抱在胸前，夕阳的红光映在他微笑的脸庞上，看着他微微扬着的下巴上几缕胡须颤动着。

这里有一个故事：有四个孩子在铁轨上玩耍，其中一个倡议说我们应该到另外一条废弃的铁路上玩才更安全，并单独这样做了。火车开过来了，司机能不能转一下方向，从废弃的铁路上过去，碾死一个救下三个小孩呢？有人认为这是应该的，舍一取三，其利大焉。其实这样做，等于让一个无辜的生命为别人的错误付出代价，这样公平吗？如果救护车上有两个人急需要求助，就应该在红灯路口不避让那一个无辜的行人吗？即使能确定到达医院是车上伤者能保全的唯一可靠保障，我们的法律也不会允许这样做的。同样道理，如果是你的财产，哪怕是一毛之利，也应该像捍卫生命一样来捍卫它，而失去之后于别人的好处再大也不能成为财产被剥夺的理由。——除非你自己愿意放弃。否则别有用心的人便会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来剥夺个人财产，甚至拿走你家厨房里支在灶台上的铁锅！还有现在，开发商以为了让更多有人住上房子为说辞、政府以为了城市更美好的形象为借口来扒掉你家的房子，并视为当然。

如果让自己蒙受微小的财产损失而让别人得到更大好处是值得褒扬的话，那么反过来，让别人蒙受些微损失而让自己得到更大好处，也应该被认为是正当的。这里只是自己和别人的位置互换了一下，其实质不是一样的吗？再者，我们还应知道，大与小是相对的，并且每个人都会看重自己的利益，并视其为大——大于别人的利益，如果可以用获得更大的利益为借口来剥夺他人所谓较小利益，那必然是一个弱肉强食，毫无人性的社会。

杨朱是对的，那些所谓的圣贤，那些打着为国、为民众的口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淆是非的人及其走狗，不是混蛋便是愚蠢。

5

尊重别人首先是尊重别人的财产。比如最基本的生存权是以物质财产为基础的，如果财产权得不到尊重，生存权就会落空。

其实我们对某一个人的尊重，可以更直接地说，是对其财产的尊重。看看你对穷人和富人的态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我们说某人身价多少，是对他现有资产或是挣钱能力的评估。现实生活当中富人显然会比穷人身价更高，当然会受到更大程度的尊重，其权利也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证。穷困人群中的个体对周围人的态度，和富有人群中的个体对周围人的态度相比，后者也会表现得更绅士。——绅士这个词，原本就指长期持有相当经济基础的阶层。从这个角度来说，穷困会降低个体的修养，或者可以更直观地说贫困会阻碍一个人修养的提高。古人说过的话是：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能说素质最高的人一定是生活在最富有国度或是地区，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国家富裕程度越高、保持富裕时间越长久，其文明程度也会越高。这是勿庸置疑的。

仇富其实是对财富缺乏必要的尊重。这显然是因为和私有产权被普遍认可的社会相比，公有制的社会中，财产与权力相比总是处于劣处，始终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其得来和失去都不一定体现公平的法治精神和商业道德。既然是这样，那么也就没必要对财产保持持久而稳定的尊重，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尊重财产的社会风气。不能尊重他人最基本的财产权，当然也不可能尊重他人其它权利——这些权利可能是抽象的，但大多是以财产权为基础的，比如自由、平等、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同时，只有以持久的经济基础作保证，才会出现上面我们提到绅士，还有贵族，否则只可能有暴发户。我们常说的是，一代人只能培养出暴发户，三代人才能培育出贵族。可我们的现实却是富不过三代。在对私有财产缺乏持久尊重的环境下，在没有绅士没有贵族的社会中，素质靠什么来体现呢？

在公有的社会中，你如果不具备化公为私的权力，国家的财富于你本人意义不大，至多也不过是在精神上可以向别人夸耀一下我们的鸡底屁，仅此而已。在权力面前，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相比，前者更方便占有。或者说在公有的社会中，权力会有更大的寻租空间。这当然也是权力对每一个人都更大吸引力的原因。从人的本性上来讲，当官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想要安于贫苦，勤于奉献。如果是的话，当前强力反腐的形势下报考公务员者会比往年更多才对，可事实却是相反：当前报考者少了，也更集中到油水更丰厚的部门。

最近从北戴河一家供水公司的科级领导马超群家中搜出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和68套房产手续。小官巨贪，引起公愤，这中间的逻辑是，一个小官可以贪，但贪得太多了就不行。古代时诸侯有“国”，大夫有“家”，所谓“有国有家者”，即是指诸侯和大夫；当然皇帝拥有天下，天下独我，以寡人自居。我们的传统是职位和拥有的土地或是金钱相一致，否则就是僭越。最近上层也明确表示：打击的重点是现在18大之后还不收手的人。是不是说，以前的可以原谅，以后不可再僭越本分，觊觎太多。

相比于西方国家，那里的官员也不是不想贪污，不是其道德操守更高尚，而是处在每一份财产都在其主人的严密监管着的环境中，没有机会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公有社会现实之下的官员面对着太多的诱惑，同时较少监督，违规是必然的，整体素质低是公有制的现实造就的。在巨大的金池面前，安置的栏杆却不足以阻隔行人，掉下去则几乎是必然的。

一个人的素质体现在他人基本权利的尊重程度上，对法治精神的尊重程度上。在没有明晰私有产权的社会制度中，在处处遭受庞大的公有财产挤压的社会现实中，人们对私有财产缺乏必要的尊重，当然也是对他人财产之外的基本权利缺乏必要尊重。这便是素质低下的表现。

如此说来，作为公民，并不十分关心公有财产，公共利益；作为官员，面对更大的诱惑，却缺少必要的约束，违法的可能性更大。双方的素质都受到公有这一现实的破坏，后者又会对前者造成榜样。

6

没有私人财产概念的实际情况是公私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私人财产是国家的，那么国家财产也可以是自己的。私人的财产是国家的，因而我们没有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如同农民没有办法保护自己耕种的土地。国家的财产可以是自己的，那得有个前提是，你掌握了公共权力；否则你只有为国家自豪的份。所以在公有制下，民众拥有失去私有财产的方便，官员则取得了侵占公有资产的便捷。你有失去财产的方便，你的财产随时都有可能变为公共的，从而无法长期持有，——我们的话是富不过三代，这话不仅包含着对后代不争气的批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对某个富翁保持足够、持久的尊重。当某个富翁失去财产时，获得的也不是同情，更多是落井下石。在相对稳定的私有社会中，财富所受到的尊重会更稳定更长久，或者说在普通私有的社会中，人们对财富的尊重程度更可靠更持久。

在财富短时间内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民众失去的财产越多，公家的盘子里才能更快地丰富起来。所以最好在民众之间宣传穷的好处，让人怕拥有财产，视财产为洪水猛兽，同时又封闭了国门，那样的做法才能保证公家的仓库里越丰富。其实我们确实这样做过。当然现在的做法要高明得多，只需要多发行货币或者无节制地扩大国有企业的规模便可以掏空国民的腰包、挖空私企的墙角。不过，这也还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我们为祖国的富裕而骄傲。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出生之后，从小到大，他所处的环境之中，周围的一草一木都是公有的，都是没有明确产权信息的，那么其对周围一切事物的尊重程度则大打折扣。这种态度又会从周围的人们的言行中也会得进一步强化。这样的人，走出国门之后，处于一个完全私权的社会当中，相比之下对周围私产缺乏必要的尊重，便是我们所说的素质低下。

7

余华的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把所有的家产挥霍一空成了穷人，恰好社会发生了变化，让他本人逃脱了财产之累。当他看到精明的龙二因拥有了自己的家产成了暴发户，受到新政权的清算而丢了性命时，一定是惊出一身冷汗：我的娘啊，亏得我减肥成了瘦鬼。小说也在向人们暗示着，在那个年代，丢掉财产方可保全性命。其实历史上好多时候的所谓革命，也不过是以武力剥夺财产的所有权，比如土地革命。——当然，剥夺了财产这个经济基础之后，也为下一次文化革命来剥夺思想做好了准备。当大家满足于从地主老财那里分到为数不多的财富，并为之兴奋全民狂欢时，却不能意识到，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只是一只不能长大的小羊，猎人在无形处紧盯着这片没有私权的牧场。龙二应该是私有财产的忠实守护者，他宁愿自己的财产化为灰烬也不愿被白白剥夺，结果丢掉了性命。——丢掉了生命的龙二并不被狂欢的人群看好，人们似乎鄙视地叫他守财奴，他和富贵的结局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完成一次分合治乱的循环，对此有不同种解释。其实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长肥的羊羔，皇帝无力收割时，乱自下起。他们的财产是大家的，为什么我不能拥有？陈胜吴广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无不是受此鼓舞，心中酝酿着鸿鹄之志，揭竿而起。不独陈胜吴广们，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儒者从识字的那天起都准备着要治国平天下。

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是把自己的财产一部分交了上来，也可能是合理合法地交上来，比如正当纳税，但没有人敢理直气壮地提出与上交金钱对等的服务要求。所以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敢以“纳税人”自居，当然公务人员也好像没想到要服务于他们。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让人觉得纳税人和公务员这两者都缺乏必要的素质：主动监督和主动服务的素质。

8

尊重财产，你可以靠出卖智慧或是劳动来换取，尊重权力，你有靠讨好媚上获得。前者在交换中获得平等，后者在获取中产生等级。等级靠什么来维持呢？司马光在他付出毕生心血编写的《资治通鉴》序里一句话挑明说：礼者，序也。处在不能等级序列上，你对上只能作奴态，对下则作威严状。当然对上也有像海瑞这样，敢于骂皇上，但那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实对于海瑞们而言，跪在皇帝面前磕头出血以死相谏和备了棺材大骂皇上昏庸无道，本质是一样的，只是自我折磨以求同情的不同表现形式罢了。

平等交往的人才能彼此尊重。处在不同台阶上的双方，只能有对上的恭敬与谄媚，对下的威严与蔑视，哪里会有素质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