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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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道抑或缓行？

“情境式”的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守旧的气质和倾向。就像塞西尔所说：“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那是一种厌恶变化的心情；它部分地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地对经验而不是对理论论证的信赖；一部分产生于人们所具有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人们熟悉的事物仅仅因为其习以为常就比不熟悉的事物容易被接受和容忍。”

哈耶克在一定意义上承认这种“天然的守旧思想”的合理性：“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是对剧烈变化的一种合理的、可能是必要的、并且理所当然广为流传的反对态度。”（作者注：欧克肖特在《论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中指出，与其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型态，还不如说是“人类活动的某种意向”（a certain disposition of human activity），其特征是“喜爱熟悉的甚于不可知的、喜爱已被试过的甚于尚且未明的、喜爱真实的甚于虚幻的、喜爱实际存在的甚于可能发生的、喜爱有限的甚于无穷的、喜爱亲昵的甚于疏远的、喜爱充足的甚于过当的、喜爱合宜的甚于完美的、喜爱当下的欢愉甚于乌托邦式的狂喜。”）“如果保守主义者仅只是不喜欢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太快的变化，那也就没有太多可反对的了；在这里赞成谨慎行事和缓慢的过程的理由实在是很充分的。”但是哈耶克对“情境式”定义的保守主义的同情也仅止于此。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哈耶克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当大多数被认为是进步性的运动都拥护对个人自由的进一步侵犯的时候，那些珍惜自由的人可能会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反抗运动之中。在这里他们发现自己很多时候和那些习惯于反抗变化的人站在一边。在现实政治方面他们除了支持保守的政党之外通常别无选择。然而，我试图界定的立场经常也被说成是‘保守主义的’，但它和传统的保守主义差别很大。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关系中存在着危险……”

“珍视自由”的人为何会与“反抗变化”的人结成同盟？这是因为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进步运动不仅危及个人自由，也会带来剧烈的变化，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出于不同的理由结成临时的盟友，前者为自由而战，后者为传统、秩序和美德而战——这是迈耶“融合主义”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然而相比共同的敌人，哈耶克更看重反对的理由，因为不同的反对理由不仅决定了反对的韧性和强度，而且决定了反对之后的所肯定的政治方向和理想。

哈耶克强烈反对“情境式”的保守主义，甚至认为这构成了反对保守主义“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它天生不能为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换句话说，“情境式”的保守主义只具备“减速”而非“转向”的功能。哈耶克一反学术界的常见分类，认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是位于线性政治光谱的左中右位置，三者的关系更像三角关系，每种立场各据一角。哈耶克指出，因为保守主义缺乏独立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在面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拉扯时，它必定会被拖往力量更大的那一方：“因为社会主义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更卖力地，向自己的那个方向拉，所以保守分子倾向于跟从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方向，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接受了那些由激进地宣传而备受重视的观念。和社会主义妥协并抢先实践其理想的人一般都是保守主义者。”

以上论断首先针对的是英国保守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表现。养老金、疾病和失业救济、工伤补助、全民健康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正是在英国保守党执政期间实现的，有鉴于此，哈耶克指出：“正如欧洲许多地方的情形一样，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集体主义相当大一部分信条——这些信条指导政府时间很长，以其为依据的许多制度已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被创造它们的‘保守的’政党引以为豪，在这种情形下，划清界限就绝对必要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联手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左翼学者沃勒斯坦与哈耶克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他说：“我们不应该完全忽视第三种可能性，即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携手对付自由主义者，虽然这在理论上看上去可能性极小。圣西门式社会主义具有的‘保守’特性，它的博纳尔德的思想根源，经常受到人们的议论。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可能会聚合在他们所共同具有的反个人主义本能思维之上。同样，像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曾指责过，卡莱尔的保守主义思想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性。这一次人们争论的是保守主义思想中的‘社会的’一面。实际上，塞西尔勋爵公开地毫不犹豫地向人们展示了这种相似性：‘人们常常认定，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直接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完全正确。现代的保守主义继承了托利主义，后者对国家的活动和权威持赞同态度。实际上，伯特·斯宾塞就曾攻击说社会主义事实上是托利主义的复活……”

现在的问题在于，“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集体主义相当大一部分信条”这个论断是否也适用于当代的美国保守主义者？

本文认为，首先，从理论上说，哈耶克认为“减速”而非“改道”并非欧洲保守主义所独有而是保守主义的普遍特征。其次，就现实政治而言，虽然哈耶克写作此文时，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的具体表现仍有待实证检验，但日后的事实证明哈耶克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尼克松执政期间推出的种种政策法规曾令民主党人暗自得意地说：“保守主义者得到的是名，我们得到的是实。”里根尽管大幅减税，但却没有削减公共开支，美国国债在其执政期间增加了1.5万亿美元。小布什主张“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对林登·约翰逊的政绩大加推崇：“我们共和党经常指出‘伟大社会计划’的不足和错误，但其中也不乏成功之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就是一个例证。”

由是观之，作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政党，共和党对于二战之后的美国政治走向起到的实际作用并非“改道”而是“减速”，哈耶克的预言可谓一语成谶。

其实，除了“减速”和“改道”，保守主义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回返”（going back），借用曼斯菲尔德的观点：“回返乃是一场针对当下或自由主义现状的革命。它其实是一场反革命。它将引发骚动，颠覆，并被指斥为极端主义——想想1994年的美国共和党革命。”这显然也不是哈耶克所能认同的方向。

有别于“情境式”的保守主义，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首先追问的“不是我们应该行使多快或多远，而是我们应该驶向哪儿。”其主要优点是“要走向另外的地方，而不是静止不动。……它从来不是一个朝后看的学说。”这与柯克为代表的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柯克虽然并不完全排斥变化，甚至有时也会引用柏克的名言——健康的“变化是保存之道”——自辩，但是当他用“相比未知的魔鬼他们更偏爱已知的魔鬼”来强调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延续性原则时，就跟哈耶克有了根本的差别。对哈耶克来说，“自由主义者不反对进化和变迁（evolution and change）；在自发的变化被政府控制所遏止的地方，它要求大幅度改变政府政策。……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最迫切需要的是彻底扫除自由成长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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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自发秩序：神圣的还是自然的？

罗杰·斯克鲁顿认为，尽管哈耶克自称不是保守主义者，但是究其根本，“哈耶克的核心论证和观点属于保守主义传统……哈耶克自始至终对于自由的辩护让他更接近于柏克而不是潘恩，接近于迈斯特而不是圣西门，黑格尔而不是马克思。”

上述论点得到了众多响应，比如琳达·C·雷德尔就曾指出：“简而言之，柏克和哈耶克代表着同一政治传统。他们不仅支持同样的政治哲学，而且对社会的本质、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政府的适当职责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关于道德的本质和法律规则的看法也相当接近。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源自于柏克是正统的基督徒，而哈耶克是宗教不可知论者，但他们各自观点之间的共识要远大于分歧。”

不少学者认为，既然哈耶克与柏克的观点高度近似，而柏克是举世公认的保守主义鼻祖，所以哈耶克就是如假包换的保守主义者，哪怕他本人对这个标签敬谢不敏。借用亨廷顿的概念区分，上述立场支持的是“自主式”定义的保守主义——这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观念体系。它以普遍价值来定义自身，例如正义、秩序、平衡、协调。”

本文认为，虽然哈耶克与“自主式”的保守主义存在家族相似性，但是依旧无法支持哈耶克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首先，哈耶克推崇柏克不假，但他的理由恰恰不是因为柏克是保守主义者，而是因为柏克和他一样都是对专断权力高度警惕的老辉格党人。其次，哈耶克虽然在尊重传统、推崇自由市场、普通法司法制度、自生自发秩序以及批驳大陆建构理性主义等问题与柏克的立场非常接近，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各自立场背后的理由就会发现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柏克

众所周知，自生自发秩序是哈耶克的核心理论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哈耶克承认自由主义者从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那里吸收了相关的养分，他列举“柯勒律治、波拿德、梅斯特、缪泽尔以及柯特”等人的名字，称“不管他们在政治中如何反动，但他们的确显示出了对自发成长的制度（spontaneously grown institutions）的意义的理解，比如语言、法律、道德和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表述中，哈耶克有意识地排除了“经济学领域”，这是因为他认为保守主义者“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而且在列举让自由主义者受惠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名单时，哈耶克并未提及柏克的名字，因为哈耶克压根就不认为柏克是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在创造一个关于社会秩序是怎样保持的总的概念方面如此无能为力，以至于它的现代信徒们在尝试构建一个理论基础时，总发现自己过分求助于那些把自己当作自由主义者的作家。麦考利、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和莱基不用说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并且这也是公正的；即使柏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是一个老辉格派，如想到被人当作一名托利党，大概会感到毛骨悚然。”

柏克是一个老辉格党人，而不是托利党人，这一点常常被那些将他推崇为保守主义鼻祖的后人忽视或遗忘。哈耶克认同阿克顿勋爵的判断：柏克和麦考利、格拉德斯通一样是他那个时代三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哈维·曼斯菲尔德的观点与哈耶克近似，他在《柏克的保守主义》一文中指出：

“斯坦利斯和施特劳斯都没有提到柏克的保守主义，这有很好的理由。柏克本人就没有使用这个术语，而假设我们能找到一个比思想家本人为自己找的名字更好的名字，是不明智的。‘保守主义’不是一个独立自持的术语；它产生于和“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的对照和对立中。它是一个反应性的词汇，一个预设了某个党派（指自由主义）会持续存在的对应物，对于这个党派，如今被称作保守主义者的人最初试图对之进行扼杀，但却失败了。但对我们而言，在我们这个自由主义党派非常活跃的时代，柏克看起来就可能是保守的了。”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遵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主流意见，将柏克视为保守主义之父，进而承认哈耶克和柏克一样认同自生自发秩序的重要性，也仍需要强调指出二者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巨大分歧。如雷德尔所言：“对柏克来说，‘商业规律……是自然法，因此也就是上帝的律法。’换句话说，他把经济规律视为神圣法的展示，……在柏克看来，违反这些规律就是违反上帝的意志。由此他认为，践踏自生自发的市场过程的结果是该遭天谴的。经济的匮乏在他看来正是上帝在显示他的意志，‘试图通过人为的创造来软化上帝的不悦”是傲慢放肆的表现。”相反，作为无神论者，哈耶克绝口不提任何超验的根据，而是主张社会秩序的源头是完全内在固有的（wholly immanent）。

据考证，哈耶克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生物学家，哈耶克终其一生深受达尔文科学的影响，甚至将亚当·斯密和柏克解读成“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他们展示了“进化论路径”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虽会承认社会秩序的客观性，但绝不接受其神圣性和超越性。事实上，在哈耶克看来，“如果说对老辉格党人有什么可挑剔的话，那就是他们和一种特定的宗教信仰联系过紧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此处被挑剔的“老辉格党人”指的就是柏克。

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柯克的观点。柯克认为:“在任何意义上，柏克都是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而保守主义的第一原则就是：“相信存在着主导社会和良心的神圣意志（divine intent）——它在权利和责任之间缔造了永恒的联系，将伟人和凡人、生者与死者联为一体。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宗教和道德问题。”这显然迥异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世俗自由主义者。

在柯克看来，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严重伤害了保守主义秩序的第一原则。”而哈耶克的错误在于将政治问题归结为经济学问题，“在哈耶克的推理链条背后似乎隐含了一个假设，只要建立起完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所有社会问题就会自行迎刃而解。”

某种意义上，哈耶克取柏克自由主义的一面，柯克重柏克保守主义的一面。哈耶克虽然自认是“柏克式的辉格党人”，但哲学上真正的师承源自于休谟这个哲学史上最著名的经验主义者、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表面上看，哈耶克和保守主义者一样珍视美国的自由传统，但是哈耶克坚持认为绝不能由于这个事实而模糊二者之间的区别，因为“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些制度值得珍惜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由来已久，或者因为它们是美国的，而是因为它们符合他所珍爱的理想。”类似的，虽然哈耶克和保守主义者都强调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但是哈耶克坚持认为二者存在根本差异，自由主义者“愿意正视这种无知，并且承认我们知道的是多么少，在理智不及的地方不去要求承认一个超自然的知识来源的权威性。必须承认，在某些方面，自由主义者本质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大卫·休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用乔治·H·纳什的评论来区分哈耶克与柯克：“在根本上哈耶克想要人类社会在自由中自发地发展——这是处理无知的最佳方法。对于神义论的保守主义者来说，人类根深蒂固的问题不是无知（头脑的失败）而是原罪（心灵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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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保守气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在1950年代出现的“融合主义”运动首先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但是就学理而言，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1982年，“融合主义”运动接近三十年之际，柯克旧事重提，站在传统的保守主义者立场再次重申对自由意志主义的拒斥，称后者为“形而上学的疯子”和“政治上的精神病人”。他列举了保守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的六点差异：

首先，现代政治学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沃格林的提醒，不在于一边是极权主义者，另一边是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意志主义者）；而在于一边是所有信仰超验的道德秩序的人，一边是所有将朝生暮死的个体错误地当成全部存在和全部目的的人。

第二，在任何可以容忍的社会里，秩序是第一要务。自由和正义只可能在秩序得到合理保证之后才得以建立。但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赋予抽象自由以至高无上性。……自由意志主义者以秩序为代价，推崇绝对和无法定义的“自由”，实则危害了他们所推崇的自由。

第三，在是什么维持市民社会的完整性的问题上，保守主义者不同意自由意志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就其承认任何纽带关系而言——社会是自利的关系，非常接近于现金支付的关系。但是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灵魂的共同体……

第四，自由意志主义者通常相信人性是好的和善的，尽管受到了特定社会制度的伤害。相反，保守主义者主张“因为亚当的堕落我们都是罪人”：人性虽然既有善也有恶，但绝无可能臻于至善。由此社会的至善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是不完美的——他们的邪恶包括暴力、欺诈和对权力的渴求。

第五，自由意志主义者声称国家是最大的压迫者。但是保守主义者发现国家是自然之物，而且对于人性的实现和文明的发展是必要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混淆国家和政府，事实上，政府只是国家暂时的工具。但是政府 ——如柏克所说——“是人类智慧为求满足人类需要的发明。”

第六，自由意志主义者幻想这个世界是实现自我的一个台阶，这个自我充满了欲望和自我确认的激情。但是保守主义者发现自己身处于神秘和奇迹的领地，这里要求责任、纪律和奉献——回报则是传递所有理解的爱。

有鉴于此，柯克认为“除了出于非常暂时的目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联盟是“不可理喻的”，二者的任何结盟事实上都在“破坏保守主义者在近些年取得的成果”。

公允地说，以上批评的对象主要针对安·兰德、罗斯巴德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哈耶克的政治光谱介于柯克与罗斯巴德之间。一方面，正如本文反复强调的，无论根据哪种定义，他都很难被归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另一方面，哈耶克也的确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而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他高度警惕不受约束的专断权力，同时也批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他强调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它们具有道德绝对（moral absolute）的地位；他无疑是个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可是根据他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观念，个体自由不过是漫长的文化、传统演变过程的历史产物，本身不具备先于社会的超越性地位。

“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被收入迈耶主编的《何谓保守主义》的文集，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哈耶克既不认同“保守主义”，也不欣赏基于政治目的的融合主义运动，作为一个始终着眼于长程历史而非短线时政、根本原则而非权宜之计的思想家，哈耶克的态度非常鲜明：“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去影响公众意见，而不是组织人们去行动。他只有不注重现实政治的可能性，而坚持不懈地去维护‘总是相同的普遍原则’，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任务。”这个批评既适用于柯克这样的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也适用于迈耶这样的融合主义者。

诚如曼斯菲尔德所言，违背思想家本人的意愿，假设我们能比他自己找到更好的名字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可是因为“自由主义”被进步主义者“盗用”已久，“老辉格党人”早已失去存在的历史语境，有鉴于此，我们不揣冒昧地认为，把哈耶克称为有着保守主义气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