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 30年斯穆特 - 霍利关税的灾难性结果

1929 - 30年斯穆特 - 霍利关税

的灾难性结果

文：Selwyn Parker

译：禅心云起

1929年，随着美国陷入衰退，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公然自称爱国者的摩门教“先知”、商人里德·斯穆特，决心要拯救美国就业于危难。

参议员斯穆特坚持，就业正在丧失，乃因为有太多国家向美国出售了太多商品，诚实勤奋的普通美国人，因此面临着生活的毁灭。

幸运的是，参议员有个解决方案。他承诺说，提高关税将保护这些就业。作为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他能够为此尽点绵力。

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利斯·霍利通力合作，他设计了关税法案，该法经过数月的政治交易，于1930年6月成为法律。

被共同发起人霍利誉为“繁荣昌盛新时代”先驱的这项法案，把超过20,000项应税货物的关税，提高至59.1％的平均水平。个别商品关税竟增加了四倍。

鉴于特朗普的竞选演说，我猜想他对斯穆特-霍利法知之甚少。然而，他的竞选承诺——以及自他当选总统以来的行动——让他极可能步斯穆特参议员的后尘。

甚至还没在椭圆形办公室坐定，他已经干掉了12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刚刚同意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一笔可怕的交易”），还谴责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一项为期三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理由是这项协议正在让美国人的就业流失。

简而言之，第45任总统听起来非常像一位保护主义者。几天前他警告说，如果任何美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国外，然后再将这些产品销往本国，他会断然给他们加上35％的关税，这样的话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正如很多专家指出的那样，不要在意，这可能会遇到国际法的各种问题，更不用说美国自己的宪法了。）

但斯穆特-霍利法究竟是什么呢？它所表达的目标，听起来和特朗普所赞成的目标极其相似。它自称是“一项提供税入、管理和外国之间的商业活动、促进美国工业、保护美国劳工等等为宗旨的法案（…）”

然而，斯穆特参议员有自己私人的动机。

斯穆特的生活

除了身为摩门教传教士在英国利物浦待了10个月之外，斯穆特是个终身居住在美国的仇外分子。他有一个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净化他的国家，使之免于外国的隐蔽毒害——比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类文艺作品。

作为一位对银行业、采矿业、建筑业和农产品（特别是作为犹他州重要产业的糖和羊毛）感兴趣的精明商人，他专注于让自己在一项长期立法中名垂青史。

他还是一位业余经济学者，坚信正当其时的经济衰退——一般认为由1929年华尔街崩溃所触发——是销售商品数量超过美国人购买能力的结果。他认为价格下跌的原因在于此。

当时，这种学说有人称为“过度生产”，有人称为“消费不足”。斯穆特说，解决方案就是减少市场上的货物数量，并使之恢复平衡——对他而言，这意味着逼迫国外产品涨价，从而把它们排斥出美国市场。

犹他州还有一位参议员，似乎将关税壁垒视为一战流血的报复形态。他写道：“世界正在付出代价，为其对生命和财产的无情破坏，为战后十年工业革命期间未能调整购买力以适应生产能力。”

除了从保护主义当中看出选票的共和党政治家之外，凡对这个议题稍有清醒认识者，都不会对斯穆特的主意抱有任何热情。

别这样干

实际上，超过1000名美国经济学家写信给赫伯特·胡佛总统，恳请他不要签署该法案。尽管如此，虽然也有自己的疑虑——曾将该法案视为“十分恶毒的、敲诈勒索的和令人生厌的”——胡佛还是签了。

结果几乎立竿见影。世界贸易立告枯竭，全球大部分船队停运，新船订单取消。其他主要行业遍受影响——从钢铁生产、渔业、农业到各种制造业。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贸易伙伴会以同样方式回敬。

愤怒的加拿大立即对占美国出口30％的商品征收关税。法国、德国和大英帝国也纷纷效仿，要么转向替代市场，要么发展替代的制造业，以取代先前从美国——还有其他地方购买的商品，因为许多其他国家也在建立“死亡之墙”般的关税。

这些政策需要等待几十年才得松绑。

虽然经济史学家对斯穆特-霍利法造成的损害程度，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没人怀疑，它在全球经济最脆弱之时，给它来了狠狠一记重拳。或者说，它加深并延长了美国境内外的经济大萧条。

即将上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斯穆特-霍利法“迫使世界建立起如此之高的关税壁垒，以至于世界贸易正在下降到零点”。

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进口量下降66％。出口量骤减61％。全球贸易总额同等下降。

随着萧条进一步恶化，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正处于通缩之中的美国经济，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由于关税是固定的，产品的应税百分比随着其价值崩溃而增长。贸易量越少，贸易就变得越发艰难。

先前承诺的繁荣新时代非但没有到来，斯穆特-霍利法还给一个不幸的时代推波助澜。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财富几乎减半——失业率从8％翻番到25％以上。

悲剧在于，该法案想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存在。当时的美国，实际上在贸易账户上一直处于盈余状态，并且是全方位的。尽管粮食出口一直下降，并出现逆差，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足以弥补这种下降。

在斯穆特-霍利法颁布之前，进口的外国工业制成品确实在增加，但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德森在2002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出口增长得更快。

与唐纳德·特朗普相似，斯穆特是个嘴硬不认错的人。一位传记作者写道：“ 迹象表明，任何明显的事实、争论还有反思，都没有让他感到些许不安。”

就像作者詹姆斯· 艾伦描述的那样，这位“大保护主义者”在1932年失去职位，可直到死，他对于关税所承认的唯一问题是，关税设置得也许还不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