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反自然的平等主义（2）

不平等问题上由来已久的记录似乎显示出，差异性和多样性根植于人类的生物本性中。在所有可能刺激我们的平等主义者的论点中，这种关于生物学和人类本性的结论就是最令他们难堪的。虽然平等主义者很难拒绝历史记录，但他们的答案是应该归罪于文化；而且因为他们显然认为文化是纯粹的意志行为，那么改变文化，向社会灌输平等观念的目标似乎是可以实现的。在这方面，平等主义者抛弃了所有“科学上的慎重”的假面具；他们很少愿意承认生物因素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必须迅速和完全地忽略生物因素。

    让我们考虑一个故意假设得有点愚蠢的例子。假设我们观察自己的文化并且发现了一条常见的名言：“红头发的人容易激动。”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判断，这个结论是红发者作为一个群体，与非红发群体不同。那么让我们假设，平等主义社会学家调查了这个问题，他们通过统计显著性数据发现红发者确实倾向于比非红发者更容易激动。平等主义者不承认可能存在某种生物学上的差异，而是迅速补充道：“文化”要对这一现象负责：一般认为红头发的人容易激动的“刻板印象”已经在早年被灌输给每个红发儿童，他们只是内化了这些判断并且按照社会的预期去做。简而言之，红发者被居优势地位的非红发文化“洗脑”了。

    虽然我们不否认这种过程有可能发生，但这一常见的控诉无疑不象是理性分析。平等主义的文化妖怪暗中假设“文化”偶然发生和积累，与社会事实无关。“红头发的人容易激动”这个想法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神圣的诫条；那么这种想法是如何产生和流行的呢？一个受到青睐的平等主义方法是把所有这种关于团体标记的说法都归因于某种无名的心理动因。公众有指责某些社会团体容易激动的心理需要，红发者就被捆绑成为替罪羊。但为什么单单是红头发的人呢？为什么不是金发碧眼的人或肤色浅黑的人呢？一种可怕的怀疑开始蒙上心头：单单是红头发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们确实更容易激动，因此社会的“刻板印象”只是对事实的一般洞察而已。当然，这种解释能够解释更多的数据和发生作用的过程，而且也更加简单。客观地看，这种解释似乎比文化是独断专行和特殊的魔鬼的想法要明智得多。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可能就会得出结论说：红头发的人在生物学上更加容易激动，平等主义者对红发者的宣传迫使他们不那么容易激动，这是企图诱使红发者违背自己的本性；因此把后面一种宣传叫做“洗脑”才更加准确。

    当然，这不是说社会永远不会犯错，社会关于团体标记的判断总是基于事实的。但我认为举证责任似乎更多在平等主义者一方而不是他们所假定的“无知”的反对者一方。

    平等主义者从一个先验的公理——即所有人，然后是所有群体都是一样和平等的——出发，认为地位、声望或权威上的任何群体差异都一定是不公正的“压迫”和不合理的“歧视”导致的。红发者受到“压迫”的统计证据，是用美国政治生活中众所周知的方式来处理的；例如，统计可能显示，红发者的中间收入低于非红发者，而且红发者担任商务管理、大学教授或国会议员的比例低于其在人口中的配额代表。这种配额思想最近和最明显的表现是1972年民主党集会上的McGovern运动。该运动挑选出了由于参加上次集会的代表人数低于其在整个人口中的配额比例而受到“压迫”的群体。妇女、青少年、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或所谓的第三世界）被特别标明是受压迫的；结果民主党根据平等主义的配额思想的指导，为了强求这些特殊群体得到应有的配额代表而不顾选民的选择。

    在某些案例中，“压迫”的标志几乎是个笑话。18至25岁的青少年“代表不足”，用归谬的方法很容易得出恰当的观点，确实有些狂热的McGovern改革者进而指出：五岁儿童在集会上严重“代表不足”，并且敦促立即让五岁儿童团体得到应有的代表。认识到青少年通过学徒过程进入社会，青少年比成熟的成年人知道得少，经验也少，因此很明显，他们的地位和权威比年长者要低，这只是常识性的生物学和社会学见解。但是接受这一点会使平等主义信条陷入某些实质性的疑问中；此外，这还会揭开长期以来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严重问题的青少年崇拜的真相。因此年轻人理所当然地被标明为“受压迫阶级”，为他们强加人口配额被认为只是对他们从前的被剥夺处境的补偿。


     妇女是最近发现的另一个“受压迫阶级”，政治代表中男性的比例一般远远超过50%，这个事实现在被当作显而易见的压迫信号。政治集会的代表从政党积极分子队伍中产生，由于妇女在政治上不像男人那么积极，其政治代表人数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正在日益扩大的“妇女解放”力量在面对这一争论时再次回到了关于被我们的“文化”“洗脑”的护身符论点上。妇女解放主义者很难否认这个事实：历史上各种文化和文明——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都是由男性支配的。（妇女解放主义者最近由于绝望，不得不用强大的亚马逊帝国的白日梦来还击。）他们的回答总是说从太古时代起，由男性支配的文化就开始给受压迫的女性洗脑，让她们把自己限制在养育后代、家庭和灶台中。妇女解放主义者的任务是通过改变意愿和“提高认识”来完成女性生存状况的革命。如果多数妇女继续固着于家庭观念，这只是揭露了必须根除的“虚假意识”。

    当然，一种受到忽视的回答是：如果男人确实成功地支配了各种文化，那么这本身就是男性“优越”的证明；如果各种性别是平等的，男性的支配地位怎么会产生于各种文化中呢？但是除了这个问题之外，生物学本身也被愤怒地拒绝和抛弃了。他们的要求是两性之间没有、能够没有、必须没有生物学差异；所有的历史或现实差异都必须是由文化洗脑导致的。Irving Howe在高明地驳斥妇女解放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时，列举了两性之间若干重要的生物学差异，这些差异足以产生持久的社会影响。它们是：“女性独特的母性经验”，包括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所说的“与孩子亲密而完整的联系……带有生理影响和强烈情感”；“我们身体的荷尔蒙成分不仅在两性之间有差异，而且在不同年龄之间也有差异”；“由肌肉和身体控制力量不同导致的在工作可能性上的不同”；“不同的性姿态和可能性的心理影响”，尤其是“主动和被动的性别角色之间的基本差异”是由男人和女人各自的生物学因素决定的。

    Howe继续引用麦考比（Eleanor Maccoby）博士关于女性智力的研究中的内容：“很可能有遗传因素决定了两性之间的区别，并且与其智力表现有关……例如，我们有理由认为男孩天生比女孩更有进攻性——我的意思是广义的进攻性，不仅包括打架，也包括支配性和进取心——如果这种品质决定了今后分析性思维的发展，那么男孩比女孩有优势……这一点就很难克服。”麦考比博士补充道：“如果试图把儿童分男女来培养，我们可能会发现女孩需要这样做，而男孩不需要。”

    社会学家Arnold W. Green指出，平等主义者所谴责的“刻板的性别角色”，即使在一开始致力于绝对平等的社会中也反复出现。为此他引用了以色列吉布兹的记录：

    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妇女集中于需要主妇技能、耐心和常规、手巧、性吸引力和与儿童交往的领域中。以色列的吉布兹一般拥有根深蒂固的性别平等理想。但分配工作时发生的“回归”把“女人的工作”和“男人的工作”分开，使事态回到与其他地方类似的情况。吉布兹是由男性和传统的男性态度来支配的，但是两性都对此感到满意。

    Irving Howe准确地理解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根基是对妇女作为特殊群体的存在的怨恨：

    让米利特小姐感到苦恼的似乎不仅是妇女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或她们一直受到的歧视。让她最感苦恼的完全是妇女的存在。米利特小姐不喜欢妇女的心理生物学特点，她不承认不可避免的解剖学差异——哎呀，这里有什么选择呢？——之外的差异。她痛恨多数妇女顽固地拒绝认识到她们的巨大耻辱，她们表现出丢脸的对男人的依赖（不很独立），她们在为“优势集团”做饭和给流鼻涕的小孩擦鼻子时的狂喜。她愤怒地反对这种角色和态度由生物学因素决定这种观念，因为对她来说，生物学因素这种思想似乎是一种永远把妇女贬低为从属地位的方式，她把这归咎于“文化”，这一系列风俗、暴行和邪恶是如此惊人，以至于这种文化似乎比生物因素本身更加不可动摇和不祥。

    琼·狄迪恩（Joan Didion）在一篇具有洞察力的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批评中，认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根基不仅是对生物学的反叛，也是对“自然的组织方式”本身的反叛：

    如果惯常的繁衍种群的需要似乎对妇女不公平，那么就让我们用技术来超越“自然的组织方式”吧，正如舒拉米斯·费尔史东（Shulamith Firestone）所看到的，压迫“穿越有记录的历史，回到了动物王国本身。”我接纳宇宙，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最终也承认：舒拉米斯·费尔史东则不。

    对此，人们禁不住对卡莱尔的告诫稍作改动：“哎呀，夫人，您最好这样做。”

    除了反对自然的多样性之外，左派知识分子近来还越来越多地呼吁雌雄同体，这是另一种日益扩大的对生物学上的性别规范的反叛。他们期望避免“严格、刻板”的异性恋性别身份，采择非歧视性的雌雄同体性别身份能够扩大意识的范围，消除性别之间“人为”的差异和让所有人都成为简单、单一性别的“人类”。优势文化（在这里是异性恋）的洗脑再次被假设为压迫了少数同性恋人士，阻碍了人们在雌雄同体的性别身份上所拥有的一致和平等的天性。然后每个人都能在“多形态反常”中达到自己最完整的“人性”，这对诺尔曼·布朗(Norman O．Brown)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主要的新左派社会哲学家来说是如此珍贵。



   生物学成了平等主义白日梦所面对的顽石，这在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明显。生物化学家罗杰·J·威廉姆斯(Roger J．Williams)的研究反复强调：整个人体中存在着大量个体差异。即：

    个人之间即使在最细微的解剖学和人体理化方面都有差异：指（趾）纹；头发的显微特征；人体上的发纹、指（趾）纹嵴数和手指（脚趾）上的“新月形”；皮肤的厚度、颜色，是否容易起疱；体表神经末梢的分布；耳朵、耳道或半规管的大小和形状；手指的长度；脑电波（大脑产生的微弱电脉冲）的特点；身上肌肉的准确数字；心动；血管强度；血型；血凝速度等等，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遗传如何发挥作用的知识，遗传使每个人成为非常复杂的复合体，由成千上万个部分组成，其特点是使每个人成为独一无二的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

    智力不平等的遗传基础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尽管同行科学家像一般公众一样，在这种研究上积累了过分的情感。关于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双生子的研究就是形成这一结论的方法之一；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教授最近估计，人类智力中有80%的差异是先天遗传的。赫恩斯坦得出结论说，任何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环境的政治企图都只会强化由遗传差异导致的社会经济差距。

    同样重要的是，平等主义者对生物学现实的反叛，只是一种更深的反叛的一部分：这种更深的反叛就是对现实的本体结构本身的反叛，对“自然的组织方式”的反叛，也是对宇宙的反叛。平等主义左派思想的核心是一种病态的信念，即认为现实没有结构，整个世界是一个白板，在任何时候仅凭人类的意志活动就能任意改变其方向——简而言之，仅凭人类的意志和念头就可以立即改变现实。这种幼稚想法确实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热情呼吁全面否认现实存在结构，和将现实改造成他所预言的现实的真正可能性的核心。

    左翼对本体实在的攻击，在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乌托邦梦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根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引述，在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社会主义未来中：

    所有有害的野兽都不见了，它们的位置被帮助人类劳动——甚或替人工作——的动物所取代。人们可以看见一只“反河狸”在捕鱼，一头“反鲸”平静地拖着帆船，一头“反河马”拉着河船。代替狮子的是“反狮”，这是一种快得惊人的战马，骑手坐在它们背上就像坐在弹性很好的马车里一样舒服。“生活在有这些仆人的世界中是一种乐趣。”

    此外据傅立叶说，大洋里将会装满柠檬水而不是盐水。

    类似荒唐可笑的白日梦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根基。在不受他们所认为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有高于最原始水平的生产活动的核心，因此也是所有文明社会的核心）的限制之后，共产主义乌托邦中的每个人都能在各个方面充分发展其能力。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写的，共产主义将给“每个人以在各个方面发展和运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能力的机会。”而列宁则在1920年期待“取消人们的劳动分工……用全面发展和全面培训来教育和培训人们，人们能够做一切事。共产主义正在迈向并且必须迈向这一目标，而且会实现这一目标。”

    亚历山大·格拉(Alexander Gray)在其对社会主义幻想鞭辟入里的批评中指出：

    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各个方面发展自己的全部身心能力，这个梦想只会鼓舞头脑简单者的幻想，它忽视了人类生命的局限所带来的限制。由于生命就是一系列选择活动，每一种选择同时也就是一种放弃。

    即使是恩格斯的未来仙境中的居民，早晚也要决定他是希望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还是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他应该努力做优秀的小提琴手还是拳击手，他应该选择了解全部的中国文学还是知晓鲭鱼生命中的所有秘密。

    当然，试图解决这种二难处境的方法之一是幻想将来的共产主义新人会成为超人，超人有能力超越自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认为，一旦私有财产被废除，人类就会成为不朽之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断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会出现一种新人……一种超人……一种高尚的人。”列夫·托洛茨基预言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

    人会变得无比地强壮、聪明、出色。他的身体更加匀称，他的动作更加协调，他的声音更加好听……人类的平均水平会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和马克思的水平。在此之上会出现新的高度和颠峰。

    我们以思考一种常见的观点作为开头，即平等主义者尽管有点不切实际，但伦理和道德理想主义在他们一边。我们用这一结论结束本文：平等主义者尽管都是聪明人，但他们否认人类智力和人类理性的基础：现实的本体结构、人性法则和宇宙的确定性。平等主义者在这样做的时候充当了被宠坏的孩子，为了使自己荒唐可笑的白日梦被迅速具体化而否认现实的结构。他们不仅被宠坏了，而且非常危险；因为理想的力量使平等主义者有公平的机会毁掉他们希望拒绝和超越的宇宙，让这个宇宙在我们所有人耳边爆炸。平等主义者是最深的反人类者，因为他们的方法和目标否定人性和宇宙的结构；所以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活动也可以被认为是最深的邪恶。道德不在平等主义者一方，除非有人坚持说，毁掉文明甚至人类本身，就可以戴上高贵和值得赞赏的道德桂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