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齐克：为什么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2）

诺齐克：为什么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2）

一般来讲，学校奉行的准则会影响到学生离校以后的规范性信念这一点，乃是甚少有争议的。无论如何，学校乃是孩子们在家庭以外学习社会技巧的重要之地，因此学校教育阶段也就是他们进入更广阔的非家庭社会的准备阶段。那些根据学校制度的准则而被认为是成功的学生憎恨一个奉行不同准则因而不承认他们如此成功的社会，显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当那些学生就是在日后继续型构社会自我形象（亦即它对社会本身的评价）的人，该社会中相应的文字社群转而反对该社会的制度，也同样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如果你在设计一个社会，那么你肯定不会愿意把它设计成这样一个社会，其间，文字匠在接受学校教育以后转而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反对该社会的准则。

　　

　　我们对人数不定的知识分子敌视资本主义所做的解释，乃是以一种非常有道理的社会学概述为基础的。

　　

　　在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在家庭以外最初进入的机构或制度如果分配酬劳，那么那些在其间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人就会倾向于把该机构或制度的准则内在化，并且期望整个大社会也按照这些准则运行；他们认为自己应当按照这些准则获得分配的份额或者（至少）应当享有与那些准则会赞同的职位相当的相关职位。此外，如果一些人在家庭以外第一个制度等级中成为其间的顶级人物，尔后却在大社会中体验到了（或者预见会体验到）地位跌落至一个相对较低的状况，那么这些人将会因为认为其资格蒙遭挫折而趋向于反对该社会的制度并且敌视它的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项确定无疑的法则。实际上，并非所有经验地位下跌的人都会转而反对这个制度。地位下跌虽说是一个有可能促使文字匠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是它在总体水平上表现出来的比例却会不尽相同。我们或许能够对顶级学生地位下跌的不同方式做出如下的界分：第一，他们得到的回报可能比另外一个群体少；或者第二，（尽管没有任何其他群体超过他们）他们可能处于维系的状态，并且无法获得比那些先前被认为低劣的群体更多的回报。正是上述第一种地位下跌的类型特别会引起学生的怨恨和愤怒；相比起来，第二种类型则可以忍受得多。许多知识分子都（说他们）支持平等，而只有一小部分人呼吁一种知识分子的贵族制。我们的假设认为，上述第一种地位下跌的类型乃是一种特别可能引起文字匠知识分子仇视和憎恨资本主义的因素。

　　

　　学校制度只会授予和奖励某些与日后成功相关的技巧（它毕竟是一种专业化的机构），因此它的回报制度不同于大社会里的酬报制度。这种情况确使一些人在进入大社会以后将体验到其社会地位的下跌以及伴随其地位下跌而出现的各种后果。我在此前已经指出，知识分子希望把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现在我们明白，那种因资格感受挫而引起的愤恨实际上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学校（作为人们在家庭以外经历的第一个专业化的社会制度）并不是这个社会的缩影。

　　

　　就我们现在达到的论证阶段而言，我们的解释似乎是在预测受过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都会在不同的比例上反对他们社会的制度，而不论该社会的性质为何：不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里其他享有与知识分子相类似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相比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比例上都反对资本主义。至于与其他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反对其社会的程度相比较，那些知识分子是否也在不同的比例上反对资本主义，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对其社会的态度的资料乃是与本文的讨论相关的，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即那些知识分子会敌视那种制度吗？

　　

　　我们还需要对我们的假设做进一步的限定，从而使它只适用于某些社会，而不是每一个社会。是否每个社会的学校制度都必定会使那些没有得到相关社会最高回报的知识分子产生反社会的敌意呢？事实情况很可能不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颇为独特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向人们宣告说，它是开放的而且只对才智、个人创新精神、个人功绩予以回报。生长在社会等级继承制的社会或封建社会的人并不会产生这样一种预期，即报酬将（或应当）按照个人价值进行分配。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什么预期，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乃是按照人们满足其他人经由市场表现出来的需要的程度来回报他们的；它进行回报的依据是个人的经济贡献，而不是个人价值。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回报制度也颇为类似于那种按照价值进行回报的制度，因为价值与贡献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它也培育出了那种由学校产生的预期。大社会的精神风气与学校的精神风气极为类似，因而这种类似也就产生了憎恨。资本主义社会将对个人成就进行回报或预告它们的做法，因此它们会使那些认为自己非常有成就但却没有得到其预期的回报的知识分子感到特别苦闷或怨恨。

　　

　　除此以外，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在起作用。一个学校的生员由越多样性的学生所组成，它就越趋向于产生那种反资本主义的态度。如果几乎所有那些将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都上独立的学校，那么知识分子也就不会获得比他们更优越的感觉。但是，即使许多顶级的孩子都上独立的学校，一个开放社会中的另外一些学校仍会吸纳许多在未来成为成功企业家的学生，因此，知识分子在日后还是会以一种愤恨的方式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虽说在学习上比他们的同辈学生优秀，但是却没有后者那么富有和那么有权势。社会的开放还会导致另一种后果。学生，亦即未来的文字匠和其他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未来将如何生活。他们可以抱有各种希望。然而，一个限制了地位升迁的社会却毁掉了他们早期抱有的希望。在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学生在早期的时候并不会觉得他们在升迁和社会流动方面会受到什么限制，而且社会也似乎在向他们宣告，最有能力和最有价值的人将会升迁至顶级，因为他们的学校早就传授给了那些在学习上最有天赋的学生这样一条信息，即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因而应当得到最大的回报。但是后来，这些具有最大勇气并抱有最大希望的学生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即他们了解到而且亲眼看到没有自己价值高的那些同辈学生，其地位却升迁得比他们还要高，而且还得到了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得到的那种最高回报。他们对这样的社会抱有敌意，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四、若干进一步的假设

　　

　　　我们在一定意义上精炼并限定了我们的假设。不只是正规学校而且还有特殊社会背景下的正规学校教育，使（文字匠）知识分子产生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那种敌意。毋庸置疑，这一假设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限定，但是仅就本文讨论的论题而言，这已足够了。我们现在应该把这项假设交给社会科学家去处理了，亦即把它从象牙塔思辩的人士那里拿走并把它交给那些专心致力于研究更具体事实和资料的人士。然而，我们却可以在这里指出一些领域，其间，我们的假设可以产生若干能够进行检验的结果和预测。第一，人们可以预测，一个国家的学校制度越是倾向于知识精英教育，它的知识分子就越有可能成为左派（请考虑法国的情形）。第二，那些在学校里“晚熟”的知识分子并不会形成应当享受最高回报的感觉；因此，晚熟知识分子中成为反资本主义者的比例要比早熟知识分子中的比例低。第三，我们将把我们的假设限定适用于这样一些社会（而不像印度那种种姓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成功的学生完全有理由期望自己在大社会中进一步取得相类似的成功。在西方社会，妇女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理由持有这种预期，因此我们并不期望构成顶级学生之一部分并在此后经历地位下降的女学生会表现出与男性知识分子相同的反资本主义的敌意。我们此时或许可以预测说，一个社会在女性与男性的就业机会方面越被认为是在步向平等，它的女性知识分子也就越会表现出男性知识分子所展示出来的那种有失分寸的反资本主义态度。

　　

　　一些读者可能会对本文就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所做的解释表示怀疑。无论人们对此持什么看法，我认为本文的讨论业已辨识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现象。我们在前文中所论及的社会学概述在直觉上讲乃是令人信服的；类似于它的某种情形必定是真实的。因此，一部分学校顶级学生经历其社会地位下降的现象，必定会产生某种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必定会引发某种针对大社会的抵抗。如果那种影响不是知识分子在不同比例上反对大社会的制度，那它又是什么呢？我们始于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它需要给出解释。我认为，我们已然发现了一种解释性因素，而这一因素（一旦得到陈述）太显而易见了，因此我们必须相信它解释了某种真实的现象。

　　

　　

　　( * 罗伯特·诺齐克生前是哈佛大学亚瑟·金斯利·波特哲学教授，著有《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an Utopia)?及其他论著。这篇文章是从他的论文“为什么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中摘录而成的，该文最初发表在克雷格·阿罗诺夫(Craig Aronoff)等人主编的《私有企业的未来》?（The Future of Private Enterprise,?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Business Press, 1986）一书中，并再次收录于罗伯特·诺齐克所著的《苏格拉底之谜》?（Socratic Puzz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