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 L.拜伦德: 劳动分工和公司
禅心云起译
关键词：奥地利经济学，公司理论，劳动分工，专业化，市场结构
《经济文献杂志》分类: L22, L23, L26
简介
公司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是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尽管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将这个问题付诸讨论，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列入研究议程。甚至直至今日，两位注重用交易成本【1】分析公司组织的创始人及杰出学者——科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森，都已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这个领域依然处在经济学分析的边缘。
对于经济学主流，认为公司不值得分析的部分原因，毫无疑问，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根本不应存在。科斯（1937）从主流新古典视角出发，极好地提出问题：为什么市场中会有公司；为什么公司如此普遍。他论证道，假设价格机制是资源分配至最佳用途的整体有效手段，那么公司组织就必然缺乏效率，因此它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科斯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指出运用价格机制可能成本较高，而此类交易成本的存在，为公司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
与市场的“原子态竞争”相比较，公司被极为不同地组织起来——从科斯的这个认定中直接得出以下结论——鉴于市场以基于价格的水平合作为特征，公司严格来说是非合作和等级制的。因此，他对公司存在的解释是：通过指挥生产要素而非运用价格机制，“企业家协调者”【3】以复制资源市场分配的方式，得以用较低的成本生产。
后来的公司分析，如建立在科斯洞见之上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威廉姆森,1967;1973;1979），并没有在总体上质疑科斯对公司的基本（但有疑问的）猜想：公司作为一个等级制和基于权威的市场替代物。学者们接受了科斯的二分法，把重点主要放在互不相关的“公司或市场”决策，尽管对于真实市场现象，符合这两个范畴存在困难。
近年来，学者试图研究大量所谓“混合”治理结构(威廉姆森, 1991; 同时见于Ménard, 2010) 的复杂现象，这种性质的市场组织并不符合任何现有的模型。不深入交易成本理论的细节，对于公司及经济中其他组织结构研究中的疑难，看似正出在科斯的定义之上。正如研究表明，大部分的治理结构既非纯粹的市场类型，也非纯粹的等级制类型，而是混合类型。
许多奥地利经济学家倾向于赞同科斯的成果（见波特克，1998；福斯与克兰, 2009）。赞成的理由也许是，科斯把节约交易成本（1937； 1960），正确认定为经济计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因为，相对于简单的主流经济学数学模型，科斯的观点看似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替代物。诚然，科斯问题通常被解释为，对流行的过度简化数学模型的批评，也许刚好相反。毕竟，科斯最初质疑为什么会有公司，是站在新古典框架的角度，并且他（连同威廉姆森）完全依赖于新古典假设。他对这个识别出的问题的解决方法，与其说是在挑战新古典，不如说是把交易成本概念加在新古典框架之上。
有人认为，对过度简化的新古典框架总体持尖锐批评的奥地利观点，可能已经提供了一种建立在良好经济学理论上的公司理论。但在奥地利经济学中，尽管重点关注了克兰(2008a)所谓“世俗经济学”，尽管“奥地利学者有如此多的公司理论必要成分” (福斯及克兰, 2009, p. 3) 的事实，奥地利公司理论并不存在。直到最近，才有为这一理论阐明基础的努力，但其中多数接受了科斯的公司理论。
下一节要评估奥地利的公司研究现状。我认为目前所作的努力，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公司存在的原因，因为这些努力过于狭隘地注意特性，而非市场中的公司。我论证了奥地利学者已经提供了研究和解释公司存在的良好基础，并勾勒出一个建立在对市场过程及劳动分工的奥地利理解之上的公司理论。下一节我将证明，奥地利的公司研究方法，如何与主流理论核心毫无困难地结合。我也将证明，奥地利经济学已有能力去解释作为市场现象的公司，以及视野中公司提供给企业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本文以未来可能研究的讨论作结，证明在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公司如何发挥比先前理解重要得多的作用。
奥地利公司理论的支柱
鉴于公司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曾经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奥地利经济学文献中一直遗漏了公司理论。福斯和克兰（2009）评论到，奥地利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拥有许多构造一个可行公司理论的必要成分，但令人吃惊的是，“却留给非奥地利的罗纳德.科斯去塑造和分析公司的存在、边界及内部组织问题” (2009, p. 3)。奥地利学者没有识别出这个重要的经济学分析领域，的确令人吃惊；但在科斯之后，仍没有认真努力去阐明一个奥地利的公司理论，则显得莫名其妙。
实际上，即使当《公司的性质》问世大约30年之后，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了科斯的贡献，奥地利学者仍未给出这样的理论。在威廉姆森(1967; 1973; 1979)及其他人(见例如阿尔钦和Kessel, 1962; 阿尔钦, 1965; 1968; 阿尔钦和Demsetz, 1972; Demsetz, 1967; 克兰, Crawford和阿尔钦, 1978; McManus, 1975; Monsen Jr and Downs, 1965; Silver and Auster, 1969)重新发现科斯(1937)大约20年之后，奥德利斯库和里佐宣称“奥地利的公司理论不存在” (1985, p. 123)；又一个十年之后，福斯(1994)作了同样的评论；过了几年，仍能可靠地推测“奥地利学者对公司缺乏兴趣” (福斯, 1997, p. 176)。在科斯的开创性文章超过70年之后，福斯和克兰认为，“关于公司的奥地利文献露出苗头”，但“到目前，在奥地利经济学中，公司理论仍旧是一个几乎被彻底忽视的领域。”(2009, p. 2)
正如福斯和克兰所指出的，尽管奥地利公司理论仍不存在，但阐明几种视角及方法的努力，可以作为奥地利公司理论的支柱。一个通常起点是，从知识角度运用哈耶克(1937, 1945)的市场分析；这里公司成为一种规划结构或计划秩序，从而在生产过程中，分配、支持和控制影响竞争力的必要信息(福斯, 1994; 2001; 2002; 加罗斯特, 2002)。这个组织的目的——外部秩序（taxis）(哈耶克, 1973)——是为了设计者/企业家保持对重要信息，以及和谁、如何分享这些信息的控制。公司实际上被视为一种围绕有意图的方向构造起来(参看 Ioannides, 2003)的载体，目标是标准化及分配信息、以及信息使用，建立受控制的联系。公司是企业家对他的知识问题的解决方法。
与基于知识的奥地利公司研究方法紧密联系的，是公司主要作为一个生产过程(Loasby, 2002)的观点，以及对技术及相关运用的后续关注。这个理论的主体，强调时间过程中的生产及资本结构，庞巴维克(1890), 哈耶克 (1941; [1935] 1967; [1939] 1969), 希克斯(1973), 和拉赫曼 ([1940] 1977; [1956] 1978) 对此作了分析。但是可以认为，基于生产的公司分析中的问题本质，和以知识为中心的理论并无不同。例如，杜尔贝科和加罗斯特(1999)断言两个类型的理论关注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协调—前者关注知识协调，后者关注生产阶段间的跨期协调。
虽然协调在一个计划或设计的结构（组织）中，是令人感兴趣的理解公司的方法，却通常无助于全面认识市场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间接地对协调方法感兴趣——因为企业家是协调者（参看科斯1937）——但仅局限于对公司组织的关注，就必然忽视企业家作为“社会财富创造背后的驱动力” (Herbener, 1992, p. 79; 参见米塞斯, [1949] 1963) 的作用。
企业家，无论是作为公司协调者或“自我雇佣者”，在不确定性下行动（奈特, [1921] 1985; 柯兹纳, 1985; Langlois and罗伯森, 1995），目的是获得利润。实际上，企业家才能是“将自身暴露在损失不确定性下的同义词” (Sautet, 2000, p. 73)，并且，不确定性至少部分地源于资源和资本的异质性。企业家行动实际上是在现状的和更有效率的资源用途中套利(柯兹纳, 1973)，在现在和预期的将来之间架设桥梁，从而创造价值和增强可计算性。企业家实际上是市场过程的驱动力。
毫不意外，几位学者都企图构建一个企业家的公司理论（见例如福斯，1994; Sautet, 2000）。但由于企业家才能是一个同时存在于公司和市场的现象，企业家的公司理论往往不能清楚区分两者。这个理论忽略了科斯最初的识别要点，存在“可替换的生产协调方法” (1937, p. 388)：公司和市场。换句话说，如果仅仅基于企业家才能的存在，企业家的公司边界就不能清楚定义。这些理论就仍不能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在某些环境下需要创建公司，在另一些环境下则不。杜尔贝科和加罗斯特(1999)试图通过融合公司的企业家才能观点和生产结构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离一个理论还有一步之遥。
奥地利视角
上述萌芽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重视市场中公司的存在所提供的单个但重要的服务。尽管所有的这些方法都有其价值，却没有一个方法为动态市场过程(柯兹纳,1992; 1997; 拉赫曼, [1940] 1977)中的公司功能，提供了足够令人信服的论证。更确切地说，这些理论看上去概念性地互相重叠和补强；这些公司研究方法提供的碎片知识，促成了一个对市场中公司的奥地利解释，但不能提供或完全支持一个普遍观点或理论。单独的方法对以下问题付诸阙如：公司作为市场的一般现象有怎样的功能；随后，公司如何创造价值。我们必须问，市场中公司的基本原理和功能是什么。
换言之，上述理论方法的失败，与主流经济学框架中形成的公司理论无法解释公司现象，有部分原因相同：这些理论只关注单个特征，而不是整体，因此失去了对市场中公司的全局观。由于强调公司的特性或用途，这些理论不能够正确解答公司在市场过程中产生的过程及原因。
假如我们暂时返回主流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容易理解。从静态的基本观点，公司正如科斯所正确辩识到的，是一种反常，但它是以两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显示出反常。一方面，对于科斯，他关注的是价格机制的优越性，根据科斯定义的公司，在其边界内不使用价格机制，作为结果明显是无效率的，因此市场中就不应该有公司。另一方面，根据“完全竞争”的经济学模型，其中的起点就是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是公司，没有专业化或异质性的余地，因为它们的存在背离了模型中有效率的状态。【4】
威廉姆森的分析框架是从科斯的推理途径中得来灵感的，但在其理论架构中强调的结论，是建立在目前更有影响的完全竞争模型之上。对于威廉姆森，专业化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现象，它抵消及最终阻止了竞争：高度专业化之处，尤其是经济学家称为资本专用性的交易成本形式中，专业化限制了竞争，并产生了经济参与者采取投机行为的状况(威廉姆森, 1993)。这反过来，为一个普遍治理结构下的参与者，创造出统合行动的强烈动机，无论他们是公司还是个人。掠夺性动机源于阻止竞争的专业化，因此公司作为一种帮助参与者免于掠夺性动机的方式应运而生。
从奥地利视角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科斯定义架构及结论中的主要观点，在于公司是和市场截然不同的事物，而不在于公司存在的疑问。实际上，奥地利学者应该赞同科斯，价格机制总体上说创造了一个有效率的资源分配方式，因此组织没有必要存在。奥地利学者也应该赞同科斯，在生产及交易中，存在需要被参与者考虑的交易成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奥地利学者，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然而，科斯的成果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科斯式公司仅仅是依靠安排资源的经理对市场资源分配方式的（同时是最成功的）复制。这个结论意味着，科斯式经理在某种程度上设法克服了知识问题，取代了价格机制，从而成功解决了哈耶克断言的，比科斯式公司更大范围（恒久以及尺度上）内的，社会主义结构中的不可能性(1935; 1937; 1940; 1945; 1978; [1948] 1980)。
而威廉姆森看似采取了偏离完全竞争模型的观点，并理论化了基于动机的可能解决方法，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它的分析而非问题更具吸引力。可是，威廉姆森对公司的分析，正像对应的科斯版本，是建立在对市场的静态均衡观点之上的；它认为在真实市场中存在异质性，试图主要运用资产及状态的专用性去解释参与者的行为【5】。与科斯式公司形成对照的是，威廉姆森没有清晰强调公司是替代价格机制的手段；相反，公司与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高度专业化的相关资产统合起来，而市场则将那些更容易互相替代的资产组织起来。
从奥地利视角来看，这些分析公司存在的努力，其静态本质使其不可接受。然而，奥地利学者也应该认识到，两种理论都可能促成我们对公司存在原因的理解：科斯观点正确地强调了市场中价格机制的优越性，威廉姆森正确认识到专业性（专用性）是市场的重要特征。一个奥地利学者会说，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有效率地分配资源，并且以一个高度专业化为特征。实际上，与威廉姆森对资产专用性的应用极其类似，米塞斯也谈讨到资本及其他资产的专业化：
“分工把一些生产过程分裂成许多小的工作，其中又有许多小的工作可以用机械来做。正因为如此，机械的利用，才成为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生产技术才会有惊人之改进。机械化是分工的结果，是分工的最大成就，而不是分工的动机和源泉。专业化的机械只有在分工的环境下才能使用。趋向于更专门化、更精致、更有生产力的机械之使用的每一步，都要以工作的更进一步分工为要件。” ([1949] 1998, p. 164)
整体专业化是市场效率及持续过程的原因(Salerno, 1990)——通过证实专业化资产是整体专业化的结果，米塞斯翻转了威廉姆森的理由。换句话说，威廉姆森讨论的问题，正是科斯假设的产生市场效率的原因。米塞斯的观点整合了两种理论的特定重点，并且间接证明了，对特定方面的各自关注，使它们偏离了解释和理解市场现象之目标。
类似的，上述关于奥地利方法的公司理论，过于狭隘地关注公司的个人属性、企业家特性，或者公司存在背景的具体特征。虽然这些萌芽理论无疑促成了我们对公司的理解，但由于其范围局限，不能解释这个现象之存在，尤其是产生。实际上，沿着米塞斯([1949] 1998)，更一般地说，奥地利关于劳动分工及市场的理解(参看罗斯巴德, 1991)，我们能够构建出综合上述奥地利方法核心元素的公司观点。
我们将在以下章节看到，奥地利公司理论没有理由将公司视为大体“多余” (杜尔贝科和加罗斯特, 1999, p. 43)，这种情况到此为止。【6】
专业化交换经济中的公司
米塞斯赋予了专业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但他止步于此。按照米塞斯所说，人类社会的这个“智力和精神现象”，“它是有意地利用一个决定宇宙形成的普遍法则——‘分工能提高生产力’这一法则——的结果。” (米塞斯, [1949] 1998, p. 145)。以科斯和威廉姆森的眼光，专业化不存在问题。在市场过程中，专业化不仅总是存在，是效率的源泉，也是市场发挥作用及提升效率的理由；在科斯和威廉姆森的静态观点中，专业化干扰了市场，提供了用等级制替代市场的理论基础。我们只需略微接触劳动分工理论，就会意识到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实际上，科斯和威廉姆森提供了——尽管无意识地——通往一个良好的公司理论的线索，这个理论不仅综合了他们各自的优点，而且综合了上述关于公司方法的奥地利洞见。
这个“劳动生产力的最大进步” (斯密, [1776] 1976, p. 7)源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有效性被“市场程度限制”(斯密, [1776] 1976, p. 21)，即交换能力的程度。这个依赖于市场密度(马克思, [1867] 1906)，或者市场参与者“紧密度”之限制，被更佳地理解为市场中的有效范围。密度在两个方面存在，分别描述人际互动中的紧密动态本质，以及这些互动的物质条件。前者被定义为“个人之间充分联系以致能够互相作用及反作用……从中产生活跃的商业” (涂尔干, [1892] 1933, p. 257)的程度。后者可以被理解为人口集中的程度，在通讯运输技术进步产生了更大物质密度的情形下，包括了通讯运输手段的发展(Land, 1970)。
Sun and Lio (2003; cf. Young 1928)提出相关的观点，证明了增强的市场专业化，如何依赖于市场现有交易条件的整体改善。由于“专业化不仅意味着个人对越来越少的知道的越来越多，而且还意味着个人知道的相对于整个社会拥有的知识的比例越来越小” (Sun 2005, p. 20)，因此产生了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交易成本增加了，而这导致合作动机增强。劳动分工和交易成本之间的联系通过专业化得到明确。
让我们再次返回科斯和威廉姆森的公司内部交易垂直统合理论，以考察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和米塞斯通过密度概念加强的劳动分工观点相一致。正如已经简单指出的，两者十分地吻合。
令人感兴趣的是科斯的观点，“组织起来的交易空间分布的增加，组织成本会随之增加”（科斯, 1937, p. 397)，因此，当交易分散于广阔的空间距离时，市场（交易）成本增加。他接着说，“导致生产要素互相贴近的发明（如电话电报），减弱了空间分配，有助于公司规模的扩大” (1937, p. 397) ，由于这种技术支持，降低了公司内部的组织成本。实际或期望交易密度的增强，导致了组织化的动机增强。这和马克思以及涂尔干关于高密度支持专业化增强的观点是吻合的。
这也和威廉姆森关于资产专用性(克兰、Crawford与阿尔钦, 1978;威廉姆森, 1979; 也可参见例如Vandegrift, 1998)的分析相吻合；该分析考虑到一项具体交易中，高专用性资产极大提升了机会成本，因此提供了在单个组织或公司中统合交易的动机(参看乔斯科, 1987)。这看起来暗示了，高度专业化主要存在于公司中，并且这种统合的交易，比尚未统合的更趋于专业化，因为此类动机（源于市场中组织起来的高专属性交易带来的更高机会成本）要求统合。实施交易统合之处，换言之，位于公司内部，比起主要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组织起来的交易，产生了更高程度的密度。
我们因而总结出，根据例如科斯(1937), 威廉姆森 (1996)和米塞斯 (1944; [1936] 1951; [1949] 1998; 参见福斯, 2001)的观点，至少在某些方面，公司不同于外部市场。可见，公司和市场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专业化运用的程度——公司的组织形式允许并出现更高的专业化程度。
公司组织允许更高的专业化程度，是从科斯和威廉姆森的洞见中得出。我们已经理解，科斯预言更大的空间分布程度带来更高的成本，这也许是公司趋于地理上集中要素的原因。即使情况并非如此，信息交流通过已经建立的公司内部管道，整体上比通过市场管道更有成效和效率。换句话说，公司内部要素的相关密度或紧密性，整体上高于外部相同分布的交易。
其次，沿着威廉姆森的分析，我们发现公司内部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寓含着在一个特殊生产过程中更强的要素联系。原因是专业化带来的更迂回生产过程及以下事实：与市场中的必要情形相比，这些更迂回生产过程中的阶段，必定彼此相对更加专业化——也就是说，要素在实质上联合专业化。由此推论，通过促进一个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公司应随着提供比相应市场生产过程更有效更高密度的环境，实现要素的联合专业化。
把公司认定为创造高密度的载体，从而支持或允许一个更高程度的专业化或劳动分工，允许我们不仅重新结合公司和市场理论，也允许我们在整合公司的奥地利方法时，采纳主流理论已有贡献的优点——在一个将市场理解为动态“过程”的整体背景下这样做。公司不再是“多余的”，而是随着导向更高程度的劳动分工，为市场提供基础重要功能的一个重要制度。
正如科斯在其局限的公司理解中认识到的，企业家对于公司的创造及存在至关重要。与科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不承认公司是围绕经理型企业家组织起来的“有意识力量的岛屿” (罗伯森, 1923, p. 85; 引用科斯, 1937, p. 388)。相反，公司是通过奥地利意义上的一位企业家的领导才能创造出来的（Witt, 1998），他策划并采取行动来发掘一个想象的利润机会（克兰, 2008b; Witt, 2007; 参见米塞斯, [1949] 1998 ; 奈特, [1921] 1985; Cantillon, [1755] 1931），方式是建立一个先前未知的或未曾尝试的要素安排，由此出现一个不相同的更高程度专业化。这只有通过指引要素进入一个人为增强密度的安排中才能实现。
企业家和公司结构
尽管奥地利公司理论的已有方法，为我们试图理解市场中公司提供了启示，但并未充分定义市场背景中的公司，以及区分市场过程中的公司及其作用。我们也看到，主流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公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出人意料地和奥地利视角相吻合；它暗示着却未考虑到，公司内部专业化对比市场专业化的重要性。
前一节只强调了奥地利方法与科斯及威廉姆森理论核心要素的吻合之处，并且提出了公司在市场过程中的一种可能作用。应当注意，我们还几乎没有定义公司，并解释公司如何与市场区分，我们也还没有一个如何确定公司边界的理论。先前的讨论提出，公司是一种比市场采取的交易更高密度的要素安排，从而支持一种更高程度的劳动分工，但这仅仅意味着公司结构可能不同于市场结构。我们尚须建立一个将公司与一般市场交易区分开来的公司定义，辨明含义，以识别公司截然不同的属性。
公司理论化的先前起点，是讨论市场过程中的企业家作用。同样重要的考虑是，如何建立公司才可以帮助企业家去发掘利润机会。在企业家和公司文献中都有意付之阙如的问题：为什么企业家在某些情况下创建或组织公司；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没有这么做。克兰 (2008b)沿着企业家作为判断者的Cantillon、奈特和米塞斯的观点，认为机会是主观现象（福斯等, 2008），因此它们“仅存在于……决策者的头脑中” (克兰, 2008b, p. 176)。从这个主观本质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家不仅仅是警觉（柯兹纳, 1973; 197）机会，机会也不仅仅是“被发现”(Alvarez and Barney, 2007)。实际上，企业家想象机会，并且，依赖于他对预期中之未来价格的判断力和经济计算(米塞斯, [1949] 1963), 选择行动以实现想象的利润。
克兰 (2008b)从中总结，沿着企业家才能——基于判断力之行为的奈特观点，企业家的作用就是“去安排或组织他/她所有的资本品” (克兰, 2008b, p. 184; 参照福斯, 福斯与克兰, 2007; 福斯等, 2002)，以便实现想象的利润。由此推论，按照一种特定于想象结果的方式安排生产要素，部分归因于资本异质性，专业化水平就必须高于市场中的现有水平。
进一步推论，当企业家寻找人力资源去实现想象之结果时，心中有当前市场尚未交易的特定任务或服务。换句话说，企业家想象出一个生产结构，其中各要素分派给各个特定任务，它们尚未与需要适应的结构完全适应。这些服务的市场价格尚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企业家也必然是创新者(熊彼特 [1911] 1934)。
另一区别显而易见，假如我们比较要素在市场中的用途和服务——科斯称作的“原子态竞争”，与要素在公司内部的服务——其中的要素安排必然依赖于企业家的领导，以及他的“指导要素”去塑造想象的、尚待建立的生产结构。在先前市场中，没有要素能专业化到远远超越市场已有水平的更高水平。此中缘由是，产品生产者必须对提供的服务有需求（参看门格尔, [1871] 2007）；如果没有需求，提供这样的服务就会产生损失。同时，“原子态竞争”要求自我雇佣的个人，向行政管理服务投入时间和精力：市场调研、寻找客户、销售、成本核算、库存、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客户支援。这些服务当中有的被外包，但这只有一定程度的可能，并且对于外包服务仍需要合同及合同关系的行政管理，可能还需要法律服务及仲裁的行政管理。
对比之下，公司内部要素专业化到了企业家想象的生产结构所支持的程度；对此我们已经证实，在某种意义上，必须比市场更加专业化。实施这些任务或服务的效率水平因而变得更高（Romer, 1987; Yang, 1988; Young, 1928），所以能够对要素进行专业化投资进行补偿，并授予企业家利润。进一步说，通过创建一个新的要素安排，企业家能够将公司内部的行政支持服务集中化，因此在直接的生产性服务之外，减少了对执行临时性服务的生产要素的需求。这产生了两种效率极大提升的效果：生产性服务能专注于其主要服务，通过避免相对无关任务的切换，从而提高了专业化水平；同时，企业家可以分派给要素纯粹的行政管理职能，允许要素专注于市场营销、销售、会计以及财务，诸如此类服务在外部市场中一定程度不可能。
我们可以得出至少两个与上述公司理论有关的结论。首先，我们必须总结出，公司并不单纯是科斯式公司条件下的资源市场分配方式的一个复制，而在一般结构上和市场不相同。公司不仅在资源分配方式上不相同，而且也在专业化的深度或程度上不相同。逻辑上，应该遵循企业家想象的结构——该结构导致专业化增强，才使得不相同的分配方式具有可行性。没有企业家，也就不可能有公司。
其次，在公司的奥地利方法所讨论的全部方面，公司都是显著不同的。由于公司是实现基于企业家想象机会的利润的一种尝试，因此在知识协调及实施生产的结构方面是不相同的；公司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建立和维持的；公司是企业家想象的具体化。结论是，公司不是其中单个方面，但必需包括所有这些方面。
公司的性质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证实，与市场相关的公司是什么，并且，如何与已有的公司理论相结合，我们仍然在讨论，作为企业家捕捉想象中机会的创造物，公司现象如何能在市场中被证明，并与市场相区别。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公司如何被企业家组织起来。
首先，我们需要证实，企业家在他自己的劳动力不够用的情况下，需要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劳动要素。我们已经讨论了，市场参与者在他们利用劳动分工时，如何被市场密度所限制，同时在兼容性的意义上：个人所能采取的专业化，不能够超越市场中目前要素买卖的专业化水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长而持久的合同关系，实际操作中，需要统合公司内部的联合专业化要素。为了吸引劳动要素，企业家需要提供高于他们所期望的市场价格的薪酬。其原因是，企业家要求要素的专业化达到目前市场尚无销售的专业化程度，这意味着需要将要素投入于企业家想象的生产结构。由于覆盖了威廉姆森的投机风险成本，因此提供的价格须超过市场中的价格。要这样做，企业家就必须承担面对劳动力要素的大部分风险。
要注意企业家和劳动力要素之间的合约，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可以将它与大多数其他市场合约区分开来：具体支付超过市场提供的薪酬，同时按照获取企业家的想象标的，要求要素投入于“极度专业化”及与其他要素的联合专业化中。这种关系被科斯(1937)等解释为权威或法令权力（Simon, 1951; [1945] 1957）的基础类型，此情况下经理式企业家根据需要获得要素指挥权。然而应该清楚的是，这个合约和一般市场合约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主要包含了，对附加需求（极度专业化）的额外支付。企业家因此在一般合约条款之外，并没有凌驾于要素之上的“权力”。实际上，可以反驳说企业家受制于要素，因为劳动要素需要被告知（至少部分的）企业家想象的机会，如果合约取消，从而自己可以在市场中利用这个信息(Conner 和 Prahalad,1996;福斯和福斯, 2006; 福斯, 1999)。
通过合约建立的公司内部合约的“权威”类型，仅仅只可能是通过领导力，以及关于过程及目标的更高知识建立的权威。企业家补偿要素放弃通常的市场收益，取而代之，根据企业家的需要来专业化。科斯的公司观点是“一个工人从Y部门调动到X部门，不是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么做” (1937, p. 387)并不真实。工人只是被要求调动到部门X，假如针对发掘想象机会的企业家指导如此要求，并且假如工人也愿意到部门X，仍旧只是执行合约明示或默示的专业化服务。即使由于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变化，工人需要和其他要素联合专业化，单个要素提供的功能仍然大体相同。科斯的陈述正确在于，这种调动不是直接由价格而是由企业家指导的，但错误的是，工人并不是被命令，而是被要求在生产结构中的新位置，执行合约中已经规定的专业化服务（功能）。科斯式权威，就其1937年论文使用的这个意义而言，只有假设要素能互相替换使用且必然同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可以得出结论，公司形式上只是一个企业家和要素间的合约联系(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在这样一个合约建造的结构中，法令权力是没有基础的(阿尔钦和德姆塞茨, 1972)。将公司与市场参与者的合作行动区分开来的，主要在于企业家想象出来的生产协调结构，该结构不能被市场的专业化水平所支持。归功于企业家的公司劳动分工，和市场中的劳动分工是不相同的。
市场中公司的作用
这里所描述的公司，可能在市场过程中承担着一个假如不是关键的，但也是重要的作用。正如前面所证实的，企业家利用公司作为载体，从生产结构的更深专业化中得益，这种结构通过与参与者的市场合约尚不可行。在公司内部，通过企业家才能产生的增强密度，要素被允许（假如不是被要求）专业化以达成想象的生产结构。这就论证出，由于利用了一个更高程度的劳动分工，公司可能比市场中的生产更有效率，成功的公司不仅胜过了其他市场参与者，而且提供了通往更高市场生产力及效率的引导。
换句话说，公司不只是一个产生企业家利润的载体——也在新颖生产结构方面，发挥了竞争企业家之市场先驱榜样的作用。后一部分，通过指导不是那么有想象力的（或不是那么成功的）企业家通往更好的要素组织化，从而对市场施加了影响。由于市场参与者追随成功企业家的引导，市场中整体的专业化深度随之得到提高。在这里通过竞争的发现过程(哈耶克, 1978)，公司起到了“推动”市场通往更高程度劳动分工的作用。这就主要存在两个效应：市场通过利用更高程度的劳动分工，变得更加有效；单个公司只能暂时处于竞争的领先位置，除非它能通过它的企业家功能，采取持续的结构改善和创新(参看史蒂格勒, 1951)。
前种效应已经被简要提及。后一种效应对我们理解公司的动态性是重要的。企业家利润的产生，只能延续到其他市场参与者复制成功的结构为止，这就给任何一位企业家制造了一种持续创新和改善公司内部生产结构的压力。这个动态过程部分地包括公司非基本服务的外包，尤其是诸如行政管理及临时性服务。由于市场结构在特定服务的整体专业化方面“迎头追赶”，企业家将从专注于例如市场营销及会计服务的市场参与者中得益。这时，他对非核心服务能充分利用其他企业家达到的效率，同时运用价格机制。他还减少了依赖于他的领导能力的要素数量，从而为抓住新想象机会的追求释放资源。
结语
我们已经证明，奥地利经济学派先前没有一个公司理论，但提供了更好理解公司作为市场现象的坚实基础。对什么构成公司，以及公司在市场中有怎样的功能，当前的经济学理论化状态，可以用两点概括。第一，形成公司理论的奥地利努力，对于提供公司研究的一个有效基础，在范围上曾经过于狭隘。第二，主流经济学的公司理论甚至更加狭隘局促，在这些理论建立七十年后，仍旧不能恰当地描述和解释公司。
本文试图证明，公司理论是一个肥沃多产的研究领域，阐明一个结合奥地利学派长处及主流经济学优点的公司理论，可以收获累累硕果。实际上，已有的奥地利方法彼此相互一致且和主流理论的几个重要贡献相吻合。也就是说，吸收所有这些优点，阐明一个公司理论是有可能的。
本文同时证明了，不必将公司理解成与市场相分离的一种现象。相反，接受“全局式”的市场中公司的观点，允许我们获得公司发挥市场作用（提供的功能）的知识。我们还推导出，市场结构反过来如何受到影响，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公司的存在所决定。我们还进一步理解了，市场过程及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的内部组织。
本文认定公司是一种企业家用于实现想象机会的载体。这点上，公司起码在两个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微观层面，通过创造支持更高程度劳动分工的人造环境，以及结构化生产的新方法，公司提供了产生企业家利润的手段；在宏观层面，通过利润竞争的发现过程，公司提供了推进市场通往更高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重要功能。很有趣，尽管从斯密到科斯，都以劳动分工为条件解释公司，尽管米塞斯高度评价劳动分工在经济和文明社会中的核心作用等等这些事实，到目前没有依靠劳动分工解释公司的理论。相形之下，本文中勾勒出的理论，建立在著名经济学思想家，如斯密、马克思及米塞斯的坚实传统之上。
还要注意，本文讨论的理论和门格尔关于企业家的观点完全一致。实际上，公司作为一种企业家创造，目标是实现一个想象的生产结构，与门格尔描绘的企业家行为的所有方面相吻合。门格尔写道：
“企业家行为包括：(a) 从经济状况中获得信息； (b)经济计算…；(c) 根据行动的意愿，更高级的财货…被分派给特定的生产过程; 最后 (d) 监管生产计划的执行，确保其能够被经济地贯彻执行。”. (门格尔, [1871] 2007, p. 160)
最后，本文的贡献并不在于提供了另一种奥地利的公司理论描述。主要贡献在于：(1)确定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公司内部及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公司和市场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实际上是相互依赖；(2) 综合从一个奥地利视角出发提炼公司理论的先前努力，为这种综合提供了一个基础；(3) 显示了在这个研究领域中与主流理论的意见交换所取得的收获。
注释：
【1】交易成本最初被定义为运用价格机制实施一项交易的成本（科斯，1973；1960），但近年来被更细致地定义为例如信息成本（斯蒂格勒，1961），监管成本（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测量成本（巴泽尔，1982），以及源于投机风险的适应不良成本（威廉姆森，1979）。
【2】通常被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奖项的官方名称是“为记念阿尔费雷德.诺贝尔设立的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它不是诺贝尔原始遗嘱的一部分，而在1968年由瑞典银行创立，每年由瑞典皇家科学会代表中央银行授予。
【3】科斯使用了“企业家”一词去表示我们通常说的经理。科斯的企业家与米塞斯（[1949]1963）或罗斯巴德（[1962]2004）等讨论的企业家，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4】 根据“完全竞争”中的经济学模型，不存在专业化，因为所有的公司都完全是同质及相同的：有着同样的信息，同样的生产过程，同样的成本功能，同样的向市场提供产品的机会。
【5】威廉姆森 (1991)区分了六种资本专用性: 场所 (位置) 专用性, 实体资本专用性, 人力资本（知识）专用性,商标资本(经验知识), 专用资产 (为了特定交易的一般用途投资专用性), 以及暂时(连续的) 专用性 (参看Klein, 2000).
【6】比较Langlois谈及哈耶克“[他的]市场理论是不完备的(...) 商业公司在他的经济学秩序理论中是异常或空白的” (1994,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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