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的经济政策

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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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开始学习经济学到现在,一直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既然那么多经济政策根据经济学的原理是低效、无效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那为什么这些经济政策一而再·再而三被采纳和执行呢?而且重要的是采纳这些政策的往往是民主国家。
课程进行到现在,我们是时候回答这个问题了。之前我们讲过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是一门让政治忘掉浪漫的经济学。过去人们以为,政治家用一种远大的理想来吸引大众追随,如今我们明白了人们政治家是在根据大众的偏好裁剪自己的理想。
在民主制度下,坏的经济政策往往被采纳,其中可能的原因有二:1.大众的无知;2.选举的机制问题
晚年弗里德曼曾经反思:
拿今天跟30多年前比,人们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更接受市场了,Lip service,“嘴上说得好听”,但在实际政策上却没有多少改进。
与此同时,我们再看选民的政治知识,那也是相当贫乏的。在美国有持续的跟踪研究,这些研究都反映出选民对政治知识是相当的无知。
比如知道总统的任期是四年的只有94%,有6%的选民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不到一半的人能够在一帮政治家当中认出谁是副总统;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知道国务卿是谁;也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知道自己家乡的参议员是谁。
与此同时,也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在他们的宪法里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句话。当然,因为这句话说得好,他们都不知道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没有出现在美国的宪法里。
当然还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连美国军事干预过的伊拉克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都没办法标出来。其实也不奇怪,他们当中准确地知道纽约在哪里的,也只不过是刚好有51%的人。
所以选民无知是在民主制度下面,会不断产生不良经济政策的原因,这是一种解释。
我们看前面我们说过,在选举当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间选民,如果你不是中间选民你去投票,你的这一票是没有意义的。谁投票才有意义呢?是那些如果你不去投,选举的结果会是这样;如果你去投了,你就能够把选举的结果反转变成那样的那些选民。他们去投票才有意义,中间选民投票才有意义。你要成为中间选民的概率跟两个因素有关:
第一是参选人赢得大选的几率,他们赢得大选的概率越接近,你成为中间投票人的机会就更大。如果是一个基本上已经是一面倒的选举,那么谁都不太可能通过自己的一票力挽狂澜了;
第二个因素是选民的人数,如果选民只有两三个人,比方说我们几位同事决定去哪儿看电影、去哪儿吃饭,这时候你成为中间投票人的机会是挺大的。美国最高法院9位法官对一个案子做出判决,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成为中间投票人几率也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一个国家上千万人的投票,你要成为中间投票人机会就非常渺茫。总的来说,把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任何一个人跑去投票,而刚好能够扭转选举结果的几率,任何一台计算机都会告诉你是零。图洛克教授就曾经说过:
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早就把我说服了,我在前往投票站的路上遇到车祸一命呜呼的概率,比我的选票改变了选举结果的概率要大得多。那我为什么还要折腾去投票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跑到银行的计算机系统里面,在每一位存款人的账户上面偷一分钱,那我一下子就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但是每一位账户上损失了一分钱的人,他们会起来反对我吗?不太会,他们只要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他们付出的代价就已经比一分钱要高得多了,他们不值得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是我却值得做这件坏事。
而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团体,他们也处于相同的格局当中,凡是利益团体都是人数比较少,互相可见,他们的得益非常大的一群人。他们利用公共政策赚到的钱,当然都是全体人民付出的。
但是全体人民的特点正相反,他们高度分散,互相不可见,他们每一个人受到的损失也非常小,不值得联合起来,要联合起来成本也非常高。
在这种格局下,那些有巨大利益的少数派,就会有积极性去操纵选举的结果,让大多数分散的选民来承担代价。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利益团体操控选举结果的理论。
我们上次提出了问题,大家可以公开讨论问题,一起寻求真理的民主环境下为何会屡屡产生不良的经济政策呢?
我们讲到了两个理由,人的无知和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对于第一个理由经济学家们本身就不满意,这门课程已开始我们就提到经济学家并不愿意将人假定为理性或者非理性的,他们需要关注的是生存的问题。对于第二个理由,我们讲到了阿罗不可能定律。讲到了循环投票的可能,讲到了会议召集人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利益集团操纵选举结果的问题。所有的这些解释,构成了公共选择学派的主体,形成了民主制度下为何产生不良经济政策的标准答案。这种标准答案流行起来就是几十年。但这种“民主机器导致不良经济政策”的观点在20年前又遭到了挑战。
有一位叫唐纳德·威特曼(Donald Wittman)的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能够通过分工和交易的方法,使得信息处理专业化,从而减轻人们做决策需要的只是负担,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超级市场中,我们面对品类繁多的洗衣粉,并不知道每一种产品具体的成分,我们只要看看价格,看看品牌就下单购买了。因为这些品牌已经在长期的竞争中将浩如烟海的产品信息凝结为一个简单的logo,这个logo代表了一定的品质预期,于是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便少去了很多信息交换的成本。同样,在政治领域一个政党就如同一个企业品牌,他们有内在的动力去自我约束,塑造公共声誉,建立政治“品牌”,党内的各种纪律就如同内部的品质管理程序。同时,党外有很多的新闻媒体·政治分析员·非营利组织与之苦,都对政党的一举一动密切观察,这就如同市场中的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从大多数人那里攫取利益的小集团固然存在,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做抗争的团体同样存在。不同的团体互相竞争,争相建立自己的“品牌”。这种行为本身就极大的降低了大众的认知成本。普通大众固然没有充足的经济学知识,政治常识和内幕信息,人们只要看看候选人的眼神·说话的态度和温暖人心的微笑就可以投票了。
这样,人们对经典的公共选择问题,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又陷入了困境。
我们已经做了讨论,今天我要给你揭晓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前面我们说公共选择是一个长的决策链条,每个人都拿着一张选票去做选择,最后大多数人选出来的,一再发生不尽如人意的结果,选出来的经济政策往往是违反经济规律的。
这个现象要怎么解释,经济学家做了不同的尝试。他们先看人是不是无知的,确实人们在政治上是比较无知的,但经济学家一般不喜欢把原因归咎于人的无知,因为在经济问题的其他领域,经济学家总是假定人是理性的,只有合理的行为才能存活下来。
经济学家也去研究选举的机制本身,有人说这个机制有问题;也有人说这个机制跟市场的机制非常接近,都是高效的,都能以最节俭的方式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最后经济学家陷入了一个困境,似乎不得不承认,人们投票选择出来的经济政策就是好的经济政策,就是他们要的经济政策。
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这时候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走出来提出了他的解释,这就是乔治·梅森大学的Bryan Caplan,布赖恩•卡普兰教授。他说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昨天我们介绍的唐纳德·威特曼教授(Donald Wittman)提出的观点,那就是政治的决策机制本身跟市场的决策机制一样都是有效的,他说问题出在一个细节上。我来给你介绍他的观点。
1. 普罗大众的经济学认识有系统性偏差
话分两头。第一,他通过研究指出普罗大众的经济学认识是有系统性偏差的。他获得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1500位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回答了30多个常见的经济问题。
这1500人具备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收入阶层、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教育水平、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工作性质,而这1500人当中,有250位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学家就是拿了经济学博士的人。
卡普兰发现,这250位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拿了经济学博士的人,他们对这30个问题的回答跟其他人有着明显的差距。
这些差距是上面我们所说的,人们其他的各种特征都没办法解释的,也就是说,通过缜密的经济学分析表明,这250位经济学家之所以这样回答这30个经济问题,而跟别人不一样,最显著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
没有任何一种性别、一种党派、一种宗教信仰或者一种收入阶层,是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这30多个问题的。通过这30多个问题,这1500人就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普罗大众,一派经济学家。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差距。
只有一群人他们的观点比较接近经济学家,但他们的观点跟经济学家还是有差距。他们这群人的特点是:他们都是男性,受过高等教育,工作稳定和收入在增长。同时具备这四个特征的人,他们的观点跟经济学家比较接近,但也还是有距离。
卡普兰教授就把这种人定义为开明人士。于是这1500人就被粗略地分成了三派:第一,普罗大众;第二,经济学家;第三,处于中间的开明人士。
2. 普通人对经济学问题的四大偏见
卡普兰教授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学家是一群看问题非常特别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不可替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受过经济学的系统训练。而其他人对一系列常见的经济问题,都存在着大量的偏见。归纳起来有四点:
第一,排外偏见。大多数人都认为,很多经济问题是由于外人造成的,要么是一个城市里面的外来人口,要么是一个国家以外的其他人。他们跟经济学家相比,往往不能理解外人对本地人、本国人的福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老百姓当中普遍存在的排外偏见,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第二,职位偏见。人们普遍觉得工作岗位像桌子、像椅子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也会流失到海外去被外国人占有的一种实际物品,他们不明白,工作是一种创造更高价值的机会。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普遍欢迎那些创造就业机会、把就业机会留在本地的经济政策。
第三,反市场偏见。人们对供求的关系、对价格的作用理解往往不够深。这造成了很多人虽然口头上会说,赞成用价格进行调整,但每次遇到具体的问题,他们都往往会反其道而行,欢迎那些价格管制的政策。
第四,悲观偏见。人们总是记得失业的感受或者非常担心失业,他们对现状往往不满,对未来往往担忧,而对过去又往往只留下美好的记忆。结果是总觉得今天不如昨天,明天可能会更糟。
这一点我自己有点体会,有时候我坐上出租车,为了跟出租车司机拉近乎,我们就谈谈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如果我说社会问题现在很糟、经济问题很糟,马上就能够获得强烈的共鸣。
尽管事实上,从任何一条统计数据来看,我们所在的时代都是最好的。而人们这种普遍的悲观偏见,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强烈地呼吁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原因。
总的结论是人们对经济问题普遍具有偏见。
3. 政治选择与市场选择的根本区别
我们刚才说话分两头,我们来讨论问题的另外一面。
民主选举和市场当中人们所做的决策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卡普兰教授指出,人们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要考虑两个候选方案给自己带来的实际收入和面子上的收入。
比方说,在市场当中我要做一个决策,我要买一辆车,到底是买一辆便宜的10万块钱的车呢?还是买一辆豪华的500万块钱的车呢?当然我知道,如果买一辆500万的名贵跑车我会很有面子,但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考虑实际的功能、实际的效用和我实际要付出的代价。
如果真的买了一辆500万的跑车,我晚上到哪儿住呢?欠那么多的钱怎么还呢?结果我会实际一点,说面子上的好处我就放弃了,买一辆价格10万人民币的车吧。这是由于在市场当中做决策的时候,自己必须替自己所做的决策承担全部的责任。
而在政治上,而在人们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候,他们当然也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是功能上的好处;第二是面子上的好处。
如果有人提议,我们要让每一位国民都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你同不同意这个建议?从面子上来说当然要同意,同意了说明你是关爱人民的,说明你是有爱心的、有责任感的,但实际后果,如果你这么答应了,你得付出金钱。
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在一个选举当中,你作为一位中间关键投票人,由于你的投票,改变了选举结果的机会是零。换句话说,你不会因为自己主张人人都应该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而国家就会让你多交税。你到底赞成这个主张还是反对这个主张,跟你要不要多交税没有关系,反正对这个政策的投票结果已经定了,你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既然是这样,你当然要追求你在面子上得到的最大效用,因为你不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直接的责任。这是你在政治的领域做选择,和在市场的领域做选择最大的不同。
在政治领域,你不会因为支持人人都有免费的医疗服务,政府就单独让你付费的,付与不付已经被决定了。但在市场里面,如果你要买名贵的跑车,你就要单独为此买单。这就是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最根本的区别。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在做经济选择的时候,因为自己要承担后果,所以他们就会变得理性;而在政治领域,由于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承担责任,人们就会理性地选择不理性,理性地选择胡闹。用卡普兰的话来说叫“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卡普兰的解释是入木三分的,他说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抱有错误的观念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你深信地球是平的而不是圆的,也不影响你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相信你会飞,那你很快就会摔断腿。
人们在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变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无知,就会放纵自己的感情,就会放纵自己的偏见,支持那些无效的经济政策,让自己错误的观念、不负责任的观念对别人造成影响,产生巨大的外部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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