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的谬误——从经济学角度看“疯狂的补习班”
义务教育的谬误——从经济学角度看“疯狂的补习班”
文 / 麦田
“南方周末民生23度”公众号发表文章“疯狂的补习班”，题记文字如下：“课上内容课外讲，个别老师把育人的义务当做敛财的权力，一年课外收入23万。有老师变相威胁家长，暗示学生参加自己办的课外班，不参加就给脸色看，给’小鞋’穿。矫正课后班，仅让老师收手还行不通。”
文章按照惯例对榆树市的补课“补课”现象进行了描述，然后对当地学生家长和监管部门进行了采访，披露这些的同时，逐步形成文章自己的观点，最后则是对未来的分析。“到时想把这股风气完全打掉。”榆林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李晓禹说。文章还写到：为了取得更好的打击效果，当地教育局准备联合公安、工商等多部门治理社会上违规办班的现象。该工作方案已于两个月前确定下来，拟2015年7月开始执行。
微信中显示的评论则有，“这就是所谓’教育’产业化’给中国教育带来的恶果”，或者，“对于如此疯狂的补习班现象，必须标本兼治。既要以强大的执法手段严厉打击，又要深化教育改革，扩充教育资源，满足社会需求，以断其根。”头条网上点赞最多的评论是：“现在的个别老师没有师德，真的是讲一半，留一半，真该好好的查一查，呼吁有关部门，不要只是看一看，一定要管一管，并且要严管。”无疑，这些评论代表了民意心声，也切合了文章本身的立意。
为民生问题鼓与呼，赢得掌声易，准确分析难。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容易受到价值判断和道德批判的左右，容易用“应该如何”的回答来代替“为什么”的追问。很遗憾，文章和评论都用道德指控代替了逻辑分析，错将道德之刀架在了经济问题之头，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错在对义务教育“义务”二字的解读上。
对于这些错误，我们要不断追问，也许方能看清问题的实质。
禁令禁不住需求，因为需求客观存在。按文章里的说法，补课班2009年就已客观存在，就与黑车、黑彩一并被列入“三黑”，写进当年榆林市政府工作报告。现在是2015年，6年时间，不断被打击，补习班的生存方式也不断在变化，的确是一场“猫鼠游戏”。
不可否认，有的学生是不需要也不愿意上补习班的。但同样需要承认的是，有的人是需要补课、需要补习班的。面对查处，学生很生气，“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学习？”家长们质问：“为什么我们补不了？”正因为需求本身的存在，补习班才能够顽强的生存下去。如果需求本身不存在，也就不会有今天看上去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为何需求客观存在，却无法正大光明的满足市场需求呢？原因在于政府有禁令，政策不允许。那么为何屡禁不止之后，政府的禁令长期以来却不曾改变，以适应形势发展呢？原因在于义务教育的“义务”二字。就像文章的立意和评论显示的那样，认为这是个别老师把育人的义务当作敛财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是不正当的和不道德的。当把“义务”认为就是不收钱或少收钱，“义务教育”四个字深入人心的时候，教育部门禁止教师通过发现市场来赚钱，实际上一开始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出台的政策就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违反或反对这些政策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但是有必要指出，这些不允许教师办补习班的禁令和政策，却是合法而不合理的。政府的管制，出发点是为了学生，实际结果却是不得人心，原因就在于不合理。
从教师的租值角度来看，在义务教育的光环之下，教师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普遍偏低的。工资收入的偏低，造成了两个结果，其一，难以吸引高水平的教育人才进入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队伍，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其二，教师收入被管制，无法得到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收入。经济学上对管制造成的收入损失称之为“租值消散”，所谓消散，就是没有人能够得到这部分价值和收入，造成浪费。但是人们有减小“租值消散”的趋势，就是说会想方设法通过其他手段来赚回本应属于他的收入。
但是，因为管制和禁令的存在，公众对义务教育“义务”二字的普遍认同，这种实际上满足了消费者（在这里是家长和学生）需求，减少“租值消散”的行为，却被认为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带来的结果，一是降低了法律法规的尊严，二是增加了执法成本，三则是破坏了原本正常的师道关系。经济规律告诉我们，无论这些法律法规是否存在，这个市场需求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原本合乎常理的需求和供给关系，在不合理的政策法规面前，被迫以违法和不道德的面貌出现。最终的结果是，教师虽然有可能获得一定的高收入，但降低了对自己的职业认可和尊严；执法者不得不维护现行法律法规的秩序，但却不断在破坏市场自身的秩序；学生和家长，原本可以和愿意花钱买服务，现在却无法正常享有这个权利；而公众要么认为师道不存、道德滑坡、世风日下，要么则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执法不严，要求进一步严格法规、严格执法。总之，没有赢家可言。
两个反例。学前阶段的幼儿园，以及幼儿园之前的早教班，都没有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但早教班和优秀的私立幼儿园的收费一点也不便宜，但只要双方自愿，家长和幼儿园、早教班的老师之间一定是双赢的。大学阶段，各种培训机构，英语、法律、计算机等等林林总总，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群体，价格不菲的亦不在少数，学生和培训机构也是双赢的。
早教班、幼儿园、培训机构，都是提供教育服务，家长或学生来购买教育服务。从教育服务本身来讲，本质上与小学、初中阶段的教育服务有何不同吗？答案是没有。但是付款方式不同了，早教班、幼儿园、培训机构是家长或学生“直接支付”；而所谓义务教育阶段，则是政府部门通过税收和财政，进行了“转移支付”，但最终花钱的还是学生家长。直接支付，不满意就不买；转移支付，却是不得不买。直接支付，有矛盾的时候可以最简单的选择“用脚投票”加以解决；而间接支付，有矛盾的时候则无法简单“用脚投票”，矛盾则会用不同的方式出现，解决矛盾的方式也就更加复杂，成本也就相应增加，进而造成更多的资源浪费。文中提到的教育、公安、工商的联合执法，本来一个简单的授课听课行为，却搞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结果还怨声四起。
当义务教育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义务”二字普遍被认为等同于免费时，当教师的教育也被视为义务时，教师的收入被迫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有能力者欲将其能力变现的行为，都被视为不正确和不道德的。而同样的教育服务，在学前和大学及以后的阶段提供，却不存在这样的道德问题，这就是义务教育的谬误。
另外一方面，则是政府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行政垄断，使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家长，失去了“用脚投票”的权力，被迫接受同质化的教育服务，且不被允许接受差异化的补课服务。
媒体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使得义务教育谬误深得人心，大众预设了国家法律法规天然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普遍认为是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执法还不够严厉，监管还不够到位，教师道德滑坡，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法律法规本身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科学的分析，只回答“为什么”，而不回答“应该怎样”。以上是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从个人角度看，问题解决之道，逻辑上简单——破除教育的行政垄断，给消费者以“用脚投票”的权力，从“间接支付”改为“直接支付”。只有这样，作为教育购买的家长才有更大的选择权，作为提供服务的教育工作者，也才有更大的动力提供更好的教育，收入提高也是正常、正当和正义的。逻辑简单，但实施不易，因为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道德，是因为市场而提高，而不是因为市场而滑坡。教育问题，不是产业化的问题，而恰恰是产业化不彻底的问题。
如果讨论彻底一点的话，废除《义务教育法》吧，这部法律是谬误之根源所在。
文 / 麦田
“南方周末民生23度”公众号发表文章“疯狂的补习班”，题记文字如下：“课上内容课外讲，个别老师把育人的义务当做敛财的权力，一年课外收入23万。有老师变相威胁家长，暗示学生参加自己办的课外班，不参加就给脸色看，给’小鞋’穿。矫正课后班，仅让老师收手还行不通。”
文章按照惯例对榆树市的补课“补课”现象进行了描述，然后对当地学生家长和监管部门进行了采访，披露这些的同时，逐步形成文章自己的观点，最后则是对未来的分析。“到时想把这股风气完全打掉。”榆林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李晓禹说。文章还写到：为了取得更好的打击效果，当地教育局准备联合公安、工商等多部门治理社会上违规办班的现象。该工作方案已于两个月前确定下来，拟2015年7月开始执行。
微信中显示的评论则有，“这就是所谓’教育’产业化’给中国教育带来的恶果”，或者，“对于如此疯狂的补习班现象，必须标本兼治。既要以强大的执法手段严厉打击，又要深化教育改革，扩充教育资源，满足社会需求，以断其根。”头条网上点赞最多的评论是：“现在的个别老师没有师德，真的是讲一半，留一半，真该好好的查一查，呼吁有关部门，不要只是看一看，一定要管一管，并且要严管。”无疑，这些评论代表了民意心声，也切合了文章本身的立意。
为民生问题鼓与呼，赢得掌声易，准确分析难。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容易受到价值判断和道德批判的左右，容易用“应该如何”的回答来代替“为什么”的追问。很遗憾，文章和评论都用道德指控代替了逻辑分析，错将道德之刀架在了经济问题之头，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错在对义务教育“义务”二字的解读上。
对于这些错误，我们要不断追问，也许方能看清问题的实质。
禁令禁不住需求，因为需求客观存在。按文章里的说法，补课班2009年就已客观存在，就与黑车、黑彩一并被列入“三黑”，写进当年榆林市政府工作报告。现在是2015年，6年时间，不断被打击，补习班的生存方式也不断在变化，的确是一场“猫鼠游戏”。
不可否认，有的学生是不需要也不愿意上补习班的。但同样需要承认的是，有的人是需要补课、需要补习班的。面对查处，学生很生气，“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学习？”家长们质问：“为什么我们补不了？”正因为需求本身的存在，补习班才能够顽强的生存下去。如果需求本身不存在，也就不会有今天看上去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为何需求客观存在，却无法正大光明的满足市场需求呢？原因在于政府有禁令，政策不允许。那么为何屡禁不止之后，政府的禁令长期以来却不曾改变，以适应形势发展呢？原因在于义务教育的“义务”二字。就像文章的立意和评论显示的那样，认为这是个别老师把育人的义务当作敛财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是不正当的和不道德的。当把“义务”认为就是不收钱或少收钱，“义务教育”四个字深入人心的时候，教育部门禁止教师通过发现市场来赚钱，实际上一开始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出台的政策就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违反或反对这些政策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但是有必要指出，这些不允许教师办补习班的禁令和政策，却是合法而不合理的。政府的管制，出发点是为了学生，实际结果却是不得人心，原因就在于不合理。
从教师的租值角度来看，在义务教育的光环之下，教师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普遍偏低的。工资收入的偏低，造成了两个结果，其一，难以吸引高水平的教育人才进入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队伍，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其二，教师收入被管制，无法得到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收入。经济学上对管制造成的收入损失称之为“租值消散”，所谓消散，就是没有人能够得到这部分价值和收入，造成浪费。但是人们有减小“租值消散”的趋势，就是说会想方设法通过其他手段来赚回本应属于他的收入。
但是，因为管制和禁令的存在，公众对义务教育“义务”二字的普遍认同，这种实际上满足了消费者（在这里是家长和学生）需求，减少“租值消散”的行为，却被认为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带来的结果，一是降低了法律法规的尊严，二是增加了执法成本，三则是破坏了原本正常的师道关系。经济规律告诉我们，无论这些法律法规是否存在，这个市场需求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原本合乎常理的需求和供给关系，在不合理的政策法规面前，被迫以违法和不道德的面貌出现。最终的结果是，教师虽然有可能获得一定的高收入，但降低了对自己的职业认可和尊严；执法者不得不维护现行法律法规的秩序，但却不断在破坏市场自身的秩序；学生和家长，原本可以和愿意花钱买服务，现在却无法正常享有这个权利；而公众要么认为师道不存、道德滑坡、世风日下，要么则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执法不严，要求进一步严格法规、严格执法。总之，没有赢家可言。
两个反例。学前阶段的幼儿园，以及幼儿园之前的早教班，都没有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但早教班和优秀的私立幼儿园的收费一点也不便宜，但只要双方自愿，家长和幼儿园、早教班的老师之间一定是双赢的。大学阶段，各种培训机构，英语、法律、计算机等等林林总总，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群体，价格不菲的亦不在少数，学生和培训机构也是双赢的。
早教班、幼儿园、培训机构，都是提供教育服务，家长或学生来购买教育服务。从教育服务本身来讲，本质上与小学、初中阶段的教育服务有何不同吗？答案是没有。但是付款方式不同了，早教班、幼儿园、培训机构是家长或学生“直接支付”；而所谓义务教育阶段，则是政府部门通过税收和财政，进行了“转移支付”，但最终花钱的还是学生家长。直接支付，不满意就不买；转移支付，却是不得不买。直接支付，有矛盾的时候可以最简单的选择“用脚投票”加以解决；而间接支付，有矛盾的时候则无法简单“用脚投票”，矛盾则会用不同的方式出现，解决矛盾的方式也就更加复杂，成本也就相应增加，进而造成更多的资源浪费。文中提到的教育、公安、工商的联合执法，本来一个简单的授课听课行为，却搞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结果还怨声四起。
当义务教育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义务”二字普遍被认为等同于免费时，当教师的教育也被视为义务时，教师的收入被迫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有能力者欲将其能力变现的行为，都被视为不正确和不道德的。而同样的教育服务，在学前和大学及以后的阶段提供，却不存在这样的道德问题，这就是义务教育的谬误。
另外一方面，则是政府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行政垄断，使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家长，失去了“用脚投票”的权力，被迫接受同质化的教育服务，且不被允许接受差异化的补课服务。
媒体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使得义务教育谬误深得人心，大众预设了国家法律法规天然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普遍认为是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执法还不够严厉，监管还不够到位，教师道德滑坡，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法律法规本身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科学的分析，只回答“为什么”，而不回答“应该怎样”。以上是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从个人角度看，问题解决之道，逻辑上简单——破除教育的行政垄断，给消费者以“用脚投票”的权力，从“间接支付”改为“直接支付”。只有这样，作为教育购买的家长才有更大的选择权，作为提供服务的教育工作者，也才有更大的动力提供更好的教育，收入提高也是正常、正当和正义的。逻辑简单，但实施不易，因为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道德，是因为市场而提高，而不是因为市场而滑坡。教育问题，不是产业化的问题，而恰恰是产业化不彻底的问题。
如果讨论彻底一点的话，废除《义务教育法》吧，这部法律是谬误之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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