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反自然的平等主义（1）

译者：不锈钢老鼠


    本文首发于《摩登时代》（Modern Age）1973年秋季号，被收入《反自然的平等主义及其他文章》一书。

    一个多世纪以来，左派一般被承认是拥有道德、正义和“理想主义”的一方；保守派反对左派，主要限于批评其理想“不切实际”。例如，一个常见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很伟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管用”。保守派没有看到的是，虽然诉诸于激进背离现状不切实际这一点确实能够产生短期收益，但是把道德和“理想”让给左派，注定会带来长期的失败。如果一方从一开始就得到道德和“理想”的评价，那么这一方就能在自己的方向上实现渐进但确定的改变；而且随着这些变化的累积，“不切实际”的标签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保守派的反对意见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似乎基础坚实的“实际”（即现状）上，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现状正在向左边移动。顽固守旧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普遍被认为是“保守派”，这个事实构成了一个巧妙的关于保守主义的逻辑笑话；在俄国，死不悔改的斯大林主义者确实是（至少是表面上的）“实用主义者”和执着于现状者的亲信。

    “实用主义”的病毒从来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得到广泛的传播，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现实”的人，因此对左派的反对虽然在一开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但其基础可能是最不坚实的。现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的倡导者不得不面对“不切实际”的指控。

    在任何一个领域中，左派得到正义和道德的评价都没有在拥护大众平等方面得到的更多和更普遍。在美国，我们事实上很难找到挑战美丽和善良的平等主义理想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家都如此忠于这个理想，以至于“不切实际”——即平等主义削弱了经济激励——事实上就是对哪怕最希奇古怪的平等主义方案的唯一批评。无情的平等主义竞赛就是我们不能逃避道德义务的充分信号；绝对“实际”的美国人在试图避免道德教条时，不能帮助阐述了这种教条，不过现在他们只能无意识地这样做，特别是用无系统的方式这样做。Keynes的著名洞察——“认为自己不受任何知识分子影响的实际的人，通常是某些死去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在道德判断和道德理论方面尤其真实。

    经济学家常见的做法中似乎可以看出“平等思想”不受质疑的伦理地位。经济学家常常陷入价值判断的束缚中——他们渴望发表政治宣言。他们怎么能在这样做的同时还保持“科学性”和价值中立呢？在平等主义的领域中，他们能够代表平等做出直接的价值判断而不受惩罚。有时他们坦率地说这一判断是个人的；另外一些时候，经济学家在做价值判断时假装自己是“社会”的代表。但结果是一样的。例如，考虑一下亨利·西蒙斯（Henry C. Simons）后期的观点。在恰当地批评了各种关于累进税的“科学”论证之后，他直截了当地支持进步：

    激进改革税制的个案必须放在反对不平等的背景中——这种道德或审美判断认为目前通行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显示出某种程度（或种类）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显然是邪恶或不好的。

    另一种典型策略或许来自公共财政的标准文本。根据约翰·杜（John F. Due）教授的说法：“支持进步的最强烈的论据是如下事实：进步是平等所必需的，这是今天全社会的共识。而这又是基于如下原则：税前的收入分配方式极度不平等。”后者“根据被社会所接受的标准，可以被谴责为建立在一种固有的不公之上。”

    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在大胆推行自己的价值判断，还是假设自己是在反映“社会”的价值，他这样做不会受到批评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坦率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可能是值得赞扬的，但这肯定是不够的；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仅仅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似乎这些价值观就像本身不会受到知识分子批评和评价的金科玉律一样一定会被接受，这是不够的。这些价值判断难道不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效、有意义、令人信服、真实的吗？当然，提出这些考虑只是为了嘲弄来自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完全价值中立的现代规范和较古老的“事实与价值”严格分离的哲学传统；但现在或许是提出这种基本问题的时候了。例如，让我们假设西蒙斯教授的道德或审美判断不是代表平等的，而是代表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理想的。例如，让我们假设他支持杀死所有矮个子的人——所有身高低于五英尺六英寸的成年人。让我们假设他写道：“清算所有矮个子的个案必须放在反对矮人存在的背景中——这种道德或审美判断认为目前矮个子成年人数量太多显然是邪恶或不好的。”我们恐怕就会怀疑西蒙斯教授的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同行是否会对西蒙斯教授的评论给予同样的欢迎了。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杜教授的言论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关于对待犹太人的方式的“今天全社会的共识”。问题在于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西蒙斯或杜的评论的逻辑状态都完全相同，虽然他们受到美国知识界欢迎的程度会有显著不同。

    到目前为止，我的观点有两方面：知识分子或社会科学家仅仅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这些判断必须合理、必须被证明是有效、令人信服和正确的：简而言之：不能再把它们当作超乎于知识分子批评之上的东西来对待；平等的目标不受批判和不证自明地被当作道德理想来对待的时间太长了。因此，支持平等主义方案的经济学家一般会在自己未经批判的“理想”和对经济效率可能的阻碍作用之间取得平衡；但这一理想本身很少受到质疑。

    那么，让我们继续批评平等主义的理想本身——平等应该得到它目前作为不受质疑的道德理想的地位吗？首先，我们必须质疑某些东西“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无效”，二者截然分开这种思想。如果一种理论是正确的，那它在实践中就应该是管用的；如果它在实践中不管用，那它就是一个坏理论。常见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离是虚假和谬误的。这在道德领域和在其他任何领域中都一样真实。如果一种道德理想天生就是“不切实际”的——即在实践中不管用——那它就是一种糟糕的理想，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说得更明白一点：如果一种道德目标违背人类或宇宙的本性，因此在实践中不管用，那它就是一个坏的理想，不应被当作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本身违背人类的天性，那么朝这个目标努力就不是个好主意。

    例如，让我们假设我们将要采纳这样一种普遍的道德目标：所有人要都能拍着自己的胳膊飞起来。让我们假设“支持拍着胳膊飞的人”，其目标一般会被承认是美丽和善良的，但会被批评是“不切实际”的。但其结果则是无休止的社会灾难，因为社会一直在试图朝着用胳膊飞的方向前进，倡导用胳膊飞的人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很悲惨，因为他们或者由于松懈，或者由于有罪而没有实现这一共同的理想。这里，恰当的批评是质疑“理想”的目标本身，指出由于人类和宇宙的物理性质，这一目标本身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把人类从这种永远不可能实现，因此是邪恶的目标中解放出来。但是只要反对用胳膊飞的人继续仅仅停留在“实际”的领域内，把道德和“理想主义”让给主张用胳膊飞的大祭司，这种解放就永远不会发生。必须挑战其核心——被认为在道德上优越的荒谬目标。我认为这同样也适用于平等主义的目标，而且平等主义目标的社会后果要比无休止地追求人类无协助飞行有害得多。因为平等的情况会给人类造成多得多的损害。


  “平等”事实上是什么？这个词经常被引用，但很少被分析。如果A和B在某一特征上彼此一样，它们就是“平等”的。因此，如果史密斯和琼斯的身高都是正好六英尺，那我们或许就可以说他们在身高上是“平等”的。如果两根棍子在长度上是一样的，那么它们的长度就是“平等”的，等等。那么，有且只有一种方法让任何两个人在任何意义上都真正“平等”：他们必须在所有特征上都完全一样。当然，这意味着只有所有人完全一样，在所有的特征上都完全一样，人人平等——平等主义的理想——才能实现。平等主义的世界一定会是一个恐怖小说中的世界——一个所有人类都没有面孔，完全一样的世界，毫无个性、差异或专门的创造力。

    事实上，确实只有在恐怖小说中，平等主义世界的逻辑涵义才能得到充分的描绘。Schoeck教授为我们重现了英国作家哈特利（LP Hartley）的反乌托邦小说《表面正义》（Facial Justice）中对这样一个世界的描写，在那个世界中，国家对漂亮和丑陋的女孩进行手术，使她们的脸符合普遍的标准，让每个女孩的脸同样漂亮，以便治疗嫉妒。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短篇小说对完全平等的社会进行了一番更加全面的描述。冯内古特用《哈里森·伯杰隆》作标题，开始了他的故事：

    那是2081年，终于人人平等。人们不仅在上帝和法律面前平等，而且在方方面面都一律平等。没有哪个人比别人聪明些，没有哪个人比别人漂亮些，也没有哪个人比别人强壮些或者灵巧些。所以这些平等都是因为有了宪法修正案第211、第212和第213条，并且有了美国设障上将手下人员日夜不停的警戒。 

    “设障”工作部分是这样进行的：哈泽尔智力一般，完全符合要求，就是说她除了突发一点奇想，平时什么事也思考不了。乔治因为天份比一般人的水准略高一筹，就得在耳朵里带个微型智能障碍收音机。根据法律的要求，他得日日夜夜带着它。收音机调准在政府发射台的频道上。每隔二十秒钟左右，发射台就发射某种尖锐的声音，让乔治这号人不再因他们的脑子而表现出不公平的优越感。

    我们都对这些故事本能地感到恐怖，这些因为我们本能地认为所有人不是一样的，人类这个物种唯一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变化、多样性和差异——简而言之：不平等。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只能希望通过强制这种极权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其目标；而且即使在那里，我们也都相信和希望人类的个人精神能够起来反对这种把世界变成蚁冢的企图。简而言之，平等主义的世界图景是恐怖小说中的世界，因为当这种世界的涵义被充分表现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世界和这种企图根本是反人类的；是最深意义上的反人类，因此，平等主义的目标是邪恶的，任何朝这种目标的方向前进的企图也必须同样被认为是邪恶的。

    人类的差异和变化性（即不平等性）这个伟大事实，在人类经验的长期记录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一般都承认一个强制大家保持一致的世界的反人类性质。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上，这一差异性用普遍的劳动分工和“寡头政治铁律”——这种观点即：在任何组织或活动中，都是少数人（一般是最有能力或最感兴趣的）会成为领袖，而多数成员会填充到追随者的队伍中——来证明自己。在这两种情况中，相同的现象都在发挥作用——在任何活动中，杰出的成功者或领导都会成为杰弗逊所说的“天然的贵族”，即那些与该活动配合得最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