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共产主义的神话

整体共产主义的神话

Murray N. Rothbard
[《 自由主义评论》，1979]
几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曾经是一个坚硬的巨石，这是一个保守信仰的公理，即共产主义的所有方面和表现都只是纯粹的邪恶（因为它是“无神论”的和实际上的极权主义），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必然是一样的。
首先，这意味着所有的共产党都必须是“莫斯科的特工”。保守派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来消除这个神话（这只有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才是真实的）。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勇敢决裂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例外。并且在中俄分裂之后多年，保守派坚持希望这种分裂必然是欺骗西方的恶作剧。但是，现在中国已经从攻击俄罗斯转向不反对美帝国主义，并敦促美国继续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现在越南共产党在雷电中击溃了柬埔寨共产主义政权，这个世界共产主义巨石的神话终于不得不放弃了。
为什么应该所有的共产党和团体都必然形成一个巨石？标准的保守答案是，共产党人都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以他们应该必须团结一致。首先，这是对意识形态运动的尴尬幼稚观点。基督徒也应该拥有同样的宗教信仰，因此应该团结一致，但基督教间战争的历史记录已经太清楚了。其次，马克思虽然热衷于批评封建主义和“首都”社会，但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共产党政权在革命胜利后应该做什么几乎是模糊不清的。当然同一本圣经也可以用来支持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信条。
而且，意识形态并非全部。正如自由主义者应该意识到的那样，无论意识形态如何，任何一个集团都会接管一个国家，它立即构成一个统治阶级，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土地进行统治。它立即获得国家利益，不论意识形态如何，它都可能与其他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南斯拉夫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现在的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分裂，在国家间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各有不同比例。一般来说，当这些冲突中的一个发生时，另一个冲突可能很快就迎头赶上。
但如果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冲突甚至是激烈战争，那么自由主义者迟迟不会意识到，共产主义在另一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整合的庞然大物。现在全球各种共产主义政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大部分人口群体的生死存亡之间的差异。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自由主义者不应该只是将共产主义等同于一致的东西，但让它继续下去就已经不对了。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抓住区别的必要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给整个世界带来自由，因此它向哪个方向移动，无论是朝向自由还是朝向奴隶制方向都有很大的改变。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简化的国家或社会范围，一方面完全自由，另一方面全面奴役，各种不同的共产主义政权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处在不同的范围内，从可怕的奴隶国家波尔布特的柬埔寨一直到南斯拉夫的准自由体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唯一例子。即使它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当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末掌权时，他们试图通过废除金钱和价格来跳跃到全面的共产主义（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这个实验导致巨大的灾难。列宁在这时成为了现实主义者，匆匆撤退到新经济政策（NEP）中的半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执政的共产党组织在内部辩论未来追求的道路。列宁最喜欢的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主张进入自由市场经济，让农民自愿发展他们的土地并从国外购买制成品。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布哈林主义会赢得胜利，但后来斯大林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夺取政权，残酷地集体化了农业和其他经济体，引入了斯大林经典模式的二十年：集体经济，强制工业化和政治恐怖。
以南斯拉夫为例
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第一次突破是铁托，他在两年后的1948年政治突破后迅速从集体化经济转向市场。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从未敢于集体化农业的南斯拉夫允许许多小型私营企业的发展，而“社会所有部门”已转移到每个特定企业的工人拥有的生产合作社。在这些公司中，允许大致自由的定价和自由市场运营体系，并大幅度降低税收，以便每个由工人控制的公司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利润控制其投资。随着向市场的转移，欢迎外国投资，移民和重返自由，南斯拉夫境内民族权力极度分散，甚至出现了有限的有争议的选举和议会对行政机关的有限检查。
即使在哲学上，南斯拉夫人也开始强调个人对集体的首要地位，尽管政治犯继续在那里存在，言论自由被压制，但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比是进步巨大的。铁托甚至决定认真对待存在已久但逐渐被忘记的马克思主义“消灭国家”的诺言，他们得出结论，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已经开始萎缩。所有观察人士都指出，贝尔格莱德，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是世界上不太糟糕的共产主义国家城市，在哪里人民的精神是快乐的，消费品丰富多样，生活不仅仅是灰色的短缺，排队，配给，强制保持沉默。
继南斯拉夫领先之后，东欧其他国家也走向了自由市场和自由价格体系的道路，尽管还没有走到南斯拉夫这个先驱的程度。尽管俄罗斯的自由化程度最低，但即便如此，今天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位也远远好于斯大林时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南斯拉夫是“自由主义的”，或者说自由市场在那里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但是这确实意味着东欧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从集体化苦难走到至少一个半正式体系的到来，我们应该对自由和人类精神抱有希望。保守派一直认为，一旦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它就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失败 - 集体主义一旦被采纳，就不可逆转。南斯拉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这不是真的，自由的精神永远不能被消灭。
中国的自由化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似乎永远不会放开市场，它仍将锁定在毛泽东思想的超级斯大林主义中。中国共产党在接管近十年后，确实保留了一个半自由市场体系，只是为了将其以两种野蛮的冲动推翻为极权主义。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以自我实现为特征的灾难性经济实验，每个农村公社后院被配置钢铁厂），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裂的劳动被削弱，教育被扼杀，经济刺激被消除，强制公社加强了镇压装置延伸到每个城市街区和农村）。艺术，文学和言论都受到残酷的压制。
然而一切都在1976年创立了绝对暴君统治的毛泽东的死亡后被改变。由毛泽东遗孀江青和激进左派领导人领导的“四人帮”，即使在“红色”的上海，也被中国民众自发地欢迎起来。毛泽东的继任者在过去一年被邓小平拒绝了明显的领导地位，社会已经以惊人的速度拜托极权毛派主义，并迅速向更自由的经济和社会转变。西方文化现在被允许传播。允许墙面海报张贴要求更大的民主和人权的文章，甚至引用美国独立宣言。允许消费者摆脱强制性的统一配给并购买各种消费品。允许工人对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激励做出反应（而不是刺刀和共产党监听所施加的“道德”激励）。允许小规模私人财产和自由市场之间更大的相互作用。法治很快将取代任意的心血来潮的特设军事和党委。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人现在正在告诉他们的人们，毛泽东甚至马克思本人并不总是正确的，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在真理的条条框框之前通过判断是否符合“真理标准” 。外商投资和贸易正在受到鼓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在没有彻底摆脱斯大林主义，尽管现在比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提高。但有迹象表明，它将进一步走向东欧体系。中国总理华国锋去年访问南斯拉夫时，他听说那里的工人国有企业实际上可能破产时，他甚至高兴地拍了拍手。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资深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胡乔木，在文革期间被抛弃。1978年10月6日，他在中国主要刊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描绘了国家新的经济走向 - 《观察经济法，加快四个现代化》。
胡耀邦主席呼吁对中国体制进行彻底的重组，并且提出“以合同统治而不是国家强制统治经济，政府干预最少”，这也会导致党退出经济运行，他主张贸易和分工更自由，把经济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胡耀邦认为，“经验表明，社会主义不能保证政治权力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原因，中国新闻分析认为：
“胡介绍的是工人与企业自愿签订合同的经济体系，企业以与其他企业或国家签订合同的形式作出自己的决定，合同的执行由司法机关控制。胡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他设想的是独立的司法机构不仅能够在个人之间进行裁决，还能够在国家和个别公司之间进行裁决。同样，村庄的农民也可以自由决定播种什么，他们不会受到官员的权威统治。
再次，没有人说中国正在或即将成为自由主义的天堂，但与毛主义时代的人民如蝼蚁般的情况对比却令人咋舌。
东南亚走向自由
最终我们来看越南和柬埔寨。去年，越南南方商人的财产遭受不幸和恶毒的国有化，越来越成为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国家。但柬埔寨（“民主柬埔寨”）又是另一回事。毫无疑问，它无疑是本世纪世界上最可怕的政权。柬埔寨共产党人上台后不仅迅速谋杀了数百万人，而且一举强行逼人们撤离了城市， 死亡仅是对政权最轻微的违反或不服从的惩罚。其恶魔般统制的关键是废除所有金钱，废除也是通过谋杀和恐怖主义活动来实施的。连斯大林，甚至毛泽东都保留着使用金钱的权利。只要钱存在，就有某种价格体系，人们可以购买他们选择的商品，并且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移动，即使在黑市或违反政府法规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如果钱被废除了，那么每个人都是无助的，因为当权政府勉强递交给他的微薄口粮非常难以维持生计。从废除金钱来强制性规划农村社区，包括取消私人饮食，强制婚姻制度，以及根除私人的学习，文化，家庭，宗教等。柬埔寨是一个可怕的化身。
捣毁柬埔寨政权的越南军队的闪电推力并非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的。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在越南繁荣的越南人和落后的高棉人（柬埔寨居民）之间的某种古老的种族敌意。 其他原因还有越南统治者渴望统治印度支那全境，对柬埔寨部队多次边界入侵的愤怒，越南人担心美国和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包围柬埔寨，支持柬埔寨的西南翼。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越南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对于柬埔寨的怪物感到恐惧。当他们进入柬埔寨首都金边时，越南人描述了这个城市的荒凉，并谈到了发生的大规模谋杀和被迫撤离。
一位越南共产党高级官员Phan Trong Tue谈到柬埔寨前政权杀害了大量的人：“他们用锤子，刀子，棍棒和锄头，像杀害虫子一样杀害人民。”
然后Tue激昂地说道：
“全国财富几乎被消灭为零。人们没有行动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自由，没有学术自由，没有婚姻自由，没有货币，没有生意，没有交易，没有更多的宝塔，也没有更多的眼泪流下。这是人民的苦难。”
我急于补充 - 为了细心的读者 - 我不会宽恕越南人违反不干预原则，而且如果我是越南人，并且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我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异议时，我会反对入侵。但是，现在入侵已经结束，我们当然可以在几个世纪以来最可怕的，最古怪的，最邪恶的国家去世的时候欢欣鼓舞。新的由越南支持的韩桑林政权已经恢复了金钱，宗教自由，婚姻自由，返回城市的自由以及在自己的家中自由烹饪和食用的自由。与波尔波特之前的奴隶制相比，新的政权确实是柬埔寨人民的自由避难所。但这绝不意味着新政权是自由主义的，或者说它的国家主义不应该被柬埔寨人民反对和打击。
但对中国和柬埔寨人民来说，最近的事件意味着自由的飞跃，这只会给各地的自由主义者带来欢乐。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自由主义评论》第二卷中的《整体共产主义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