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布赖特：维多利亚自由主义的声音——FEE真英雄系列

摘要

1、布赖特在宗教个人主义、反对英国国教的家庭传统中成长；2、出于对普通百姓贫困命运的同情，他积极参与反谷物法运动，宣扬自由贸易，反对（后世所称的）“劳工保护法”；3、他不曲意逢迎大众，甘冒天下大不韪，坚持反对大众狂热支持的克里米亚战争，抗拒对外冒险和干涉主义。4、他基于一致理由，支持普选、反对国家教育，但对大众民主也有过于信赖的缺陷。5、他作为个人自由的长期、有效捍卫者，使古典自由主义深入人心。

约翰·布赖特：

维多利亚自由主义的声音

文

尼古拉斯·艾略特

禅心云起 译

 

19世纪，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约翰·布赖特于之居功至伟。他是一位重要的演说家和鼓动者。在不少人眼里，他是本世纪最好的政治演说家。他的声音饱含着一种平静的激情，能令其他国会议员也大受感染，让集会现场成千上万听众为之动容。

1811年，布赖特生于罗奇代尔（曼彻斯特北部城镇），在公谊会的个人主义传统中成长。从家庭的信仰中，他了解到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可和天主沟通。后来，他认识到了在其宗教和政治之间的这种联系：

我等毋须任何君主、政治家和尊贵主教写下信条。我辈信条，就我等的理解而言，纯粹、直接来源于《新约》。凡37篇，皆不曾宣布，基督徒在世俗统治者令下佩上武器而投身战争乃合法。

多年来，非国教徒（不遵从英国国教者）饱受宗教迫害，被迫资助国教。因此，他们也倾向于政治个人主义。约翰的父亲雅各布·布赖特，政治立场是（古典）自由主义，并且是国会议员约瑟夫·休谟的激进支持者。他也是许多拒付教会税（资助国教的地方税）的非国教徒之一。结果，宗教官员上他家里，拿走了值钱的东西。

约翰还是年轻人时，在父亲的棉纺厂工作。他在账房上方的一间房里，收藏了许多书本，有空就去增长知识。他最喜爱的作家是诗人和自由主义学者约翰·米尔顿。与此同时，约翰在政治上还受到他的同事、宪章运动支持者的引导。宪章运动运动呼吁普选权，呼吁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

布赖特在1840年关于教会税的辩论中声名雀起。这是他极看重的一个议题。在家乡罗奇代尔，他领导了一场反对当地牧师的骚乱。他在当地教堂墓地策划了一场大型聚会。在那里，他登上墓碑，谴责教会和政府的“肮脏勾结”。

反谷物法运动

最让布赖特声名远播的，是他在废除谷物法运动中的角色。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土地贵族享有食物生产的垄断权。战争结束时，他们制定了“谷物法”（一种进口管制），以确保其国内垄断免受竞争。这些法律让谷物维持高价。面包是大多数家庭的主食，谷物法尤其不利于穷人。这个议题已经酝酿多时。查尔斯·维利尔斯年年在议会中提议废除谷物法。1839年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在联盟的成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场运动，在连年歉收的“饥饿40年代”蓄势而发。食物匮乏真真切切，据观察者报告，他们亲眼目睹曼彻斯特人“四肢枯槁”。科布登从斯托克波特当选为议员，布赖特也于1843年当选为达勒姆代表。联盟发展成一个拥有大众支持的高效政治机器。他们发放了数百万张传单，在全国举办集会，并刊发自己的报纸《联盟》。此外，他们得到了刚刚创刊的《经济学人》的声援。1845年，当爱尔兰遭受土豆枯萎病灾害时，废除的声势愈来愈浩大。

布赖特和科布登开始了一次奔波忙碌的巡回演讲。高潮是考文特花园剧院举行的一次会议，布赖特在这里和上层特权的庇护者举行了会晤：

 事实上，这部法律的性质乃巨奸大滑（…）最邪恶巧诈者也再无力发明出一种计划，比之更加算计周详，让全国数百万工人阶级陷入贫困、痛苦、不满和反抗（…）

辉格党、连保守党（托利党）的领导人都被说服了。他们终于相信废除谷物法的必要性，并于1846年6月25日执行了废除法案。其他进口关税也随之取消，并开始了长达70年的英国自由贸易时代；在大众心目中，自由贸易如今代表着便宜的面包。

这也是英国政治景观中的重大事件。托利党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裂。土地利益集团顽固抗拒废除，迫使赞成废除的首相罗伯特·皮尔辞职。这场分裂在未来20年内，将保守党排除在政府之外。

在支持自由贸易的运动中，普通百姓的困境，在布赖特的动机当中，是居于首位的。出于同样动机，他反对管制工厂工作条件的所有立法。1847年的“工厂法”，部分源于土地贵族对废除谷物法的报复：对工厂的管制，是惩罚制造厂商的手段。布赖特明确表示，减少工人工作赚钱的时长，会让工人处境变坏。

反对克里米亚战争

在反谷物法运动中，布赖特和科布登招致了公众崇拜。但是，在他们反对克里米亚战争时，出现了罕见的舆论落差，他们不得不忍受来自极端公众舆论的嘲讽。尽管如此，他们发表的一些声明，描述了有史以来最清晰的非干涉主义外交政策，而布赖特也贡献了他最令人难忘的雄辩。

对于布赖特、科布登和“曼彻斯特学派”的其他领导人而言，自由贸易和太平洋外交政策密不可分。贸易扎根于相互合作，唤起了各国国民的善意。他们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需要对外结盟来实施欧洲的“力量均衡”，并警告说，这样的结盟，会把英国拖入未来的冲突。唯一会从战争中受益的人，是“食税”阶级，也就是政府官僚。普通人会因为对外战争冒险而承担税收负担。布赖特和科布登决不向自由党首相帕默斯顿输诚归顺。帕默斯顿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干涉主义者，他的政策引来“炮舰外交”的形容。

随着战争继续，布赖特对生命的损失深感悲痛：22,000名英国士兵死亡，只剩4,000人有行动能力；其余皆因营养不良、日头暴晒和痛苦疾病而死亡。他充满激情的演讲给下议院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最有名的演说是：

死神已遍布全境；屏息就可听见他翅膀上下拍打。没有人，可像古时头生子被击杀时那样，在大门门楣和两旁侧柱涂上血，就足以苟全性命、侥幸偷生；不分贵族城堡、富人豪宅还是穷人小屋，牺牲者一律被他无情拖走。【译者注：典出圣经《出埃及记》】

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布赖特受到精神崩溃和落选议员的双重打击。然而，不久之后，他作为伯明翰的议员卷土重来、恢复活力。他为印度寻求更好的政府。布赖特认为，1857年叛乱要归咎于殖民政府的无能。有能力的印度人，被排除在本地管理之外，职位实际上靠个人喜好分配。

布赖特抨击了英属印度的经济管理：繁重税收压得印度农民喘不过气，以维持一支效率低下的庞大公务员队伍，这阻碍了经济发展。他领先于时代，认识到英国不会永远统治印度。他还看到在一个“二十个民族讲二十种不同语言”的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为小国邦联制而辩护。

多年来，布赖特一直是美国的尊崇者；他在下议院有时被称为美国的荣誉代表。他认为美国自由民主的政府风格，堪为英国学习的典范。内战爆发时，布赖特担心这个共和国的未来，不过，他支持了北方的事业。

英国自由主义者并非一致支持北方。科布登最初也倾向于南方，《经济学人》则自始至终同情南方。奴隶制问题令布赖特震惊，而他又一贯是个人道主义者，他最后选择支持了北方。在战争早期，当站在南方一边采取军事干预似乎有极大可能性时，布赖特敦促政府保持中立。他还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保持通信。他鼓励谨慎和外交上的委婉；他写给萨姆纳的一些信件，被转述给了林肯总统。

对于布赖特而言，他从没去过北美，终归令人遗憾。他一直对美国表示钦佩，看出美国拥有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潜力。

议会改革

1867年以前，只有16％的英国成年男性有投票权。19世纪60年代，布赖特领导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争取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和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的平等代表。

他根据这两项原则，提出了他的全部理由。首先，由于劳动者必须纳税，并承受立法的后果，他们在政府当中，也该有发言权。其次，他表达了对普通人决策能力的信心。反动的保守派频频借口，普通人不适宜做出重要决定。布赖特扭转了这一局面，并认为只有通过采纳工人阶级的意见，才会取得进步。不过，他认为普选权会导致低税率、自由贸易和不干预的外交政策，（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天真。

布赖特在选举改革运动中的拼命，加上他激发热情的能力，使他成为保守党政府的强劲敌手。以往的运动，经常苦于仅有单个阶级的支持，而布赖特则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讽刺的是，就像废除谷物法一样，改革由保守党首相提出。本杰明·迪斯雷利负责主持了1867年的“改革法案”，该法案额外给予200万名男性选举权，并给后续的改革扫清了道路。

晚年：内阁和爱尔兰

作为英国国会的后座议员，布赖特的影响力极大。在他的竞选生涯结束后，他于1868年进入威廉·格莱斯顿的内阁。但他从不乐意泯为集体一员，并很快有理由反对他的同僚。

1870年的“福斯特法案”，给国家教育奠定了基础，还囊入令布赖特极度厌恶的国教宣导。他写信给格莱斯顿说，这给本党造成了“巨大伤害”。

1880年大选后，布赖特再次受邀加入政府。不久之后，英国向埃及发动一场战争，布赖特是如此强烈反对，以至于义无反顾地选择辞职。

爱尔兰是他另一长期关注。布赖特一直是爱尔兰改革家丹尼尔·奥康奈尔的私人好友。奥康奈尔曾支持反谷物法律联盟。布赖特接受了爱尔兰人的义愤，在奥康奈尔1847年去世后，常成为爱尔兰人在议会中最坚定的代表。他拒斥将英国教会强加给当地天主教徒的一切意图；相反，他呼吁撤回这个“征服的象征”。

另一问题是土地政策：爱尔兰的农业一直十分脆弱，原因是英国地主保有闲置土地，没有合法租赁权的佃农，勉强维持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布赖特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案：终止维持集中所有权的长子继承法；补偿被逐佃户，以及为购地者提供贷款；向英国地主赎买土地，以低价转售给爱尔兰人。

由于格莱斯顿留意布赖特的建议，其中某些建议获得实施。但在议会中，爱尔兰国民党的代表变得越来越激进。他们采取破坏性手段，作为对程序规则的回应，这种作法延续至今。布赖特为之深感痛惜，并显著改变了态度。

1886年，格莱斯顿推出赎地计划，向英国地主买断土地，并提出了爱尔兰地方自治建议。此时，布赖特对国会中民族主义议员的活动非常反感，反对赎地计划，认为自治原则作为政策，会危害到“北方新教和忠诚的人民”。

作为自由党的头面人物，布赖特的针锋相对，极大损害了格莱斯顿。爱尔兰自治失败，在这个问题上，自由党人也绝望地分裂了。作为好友，布赖特说出反对格莱斯顿的话，是倍感痛苦的。

本文不可能描述布赖特的所有观点。（…）他的演讲读来痛快淋漓，闭眼可以想见听众所受的影响。

布赖特的一生，从1811年延续到1889年，回顾当年的政治事件，自由主义原则的推进，表现得相当显著。1819年，当示威者抗议谷物法、抗议无议会代表权时，他们被冲过来的骑兵砍倒在地。一直到1859年，维多利亚女王还对帕默斯顿勋爵表示担忧，认为布赖特在试图破坏英国的制度。然而，到了1868年，当布赖特成为第一位担任内阁职位的非国教徒时，他本人和他所阐述的原则一样受到尊重。

在反谷物法运动中，他协助将自由贸易奠定成一个普遍原则。这个原则在未来多年都没有政客胆敢阻拦。他和科布登反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立场，激励下一代古典自由主义人士遵循不干预的想法。将议会开放给普通百姓审查，标志着传统高压政府的终结。在许许多多问题上，约翰·布赖特作为个人自由的捍卫者，坚持原则，始终不渝，使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得到了广泛而持久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