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核心理由

导读

人类存在了数千年，生存水平始终处于勉强糊口甚至朝不保夕的状态。在过去两三百年间，发生一场不可思议的变革，给人类社会的面貌带来了深刻改变。原因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勃勃兴起及其背后一整套保护人身及财产权利的自由哲学、观念和制度。但我们也发现，对这种新体系的批评不绝于耳，甚至普遍存在。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本文试图解开答案。

为什么反对市场经济制度？

无知、傲慢和嫉妒

文

里查德·艾伯林

禅心云起 译

为什么自由企业或市场经济体系竟惹来如此广泛的憎恶、怨恨和反对呢？鉴于竞争性市场经济“供给财货”的成功，这有多么自相矛盾啊。一个经济体系大幅度减少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消除了贫困，为个人、社会和物质的改善，创造了广泛可得的机会，还废除了政治特权、政治掠夺和争权夺利的传统制度。但这样的社会制度，仍被许多人认为是邪恶的和不公正的。

以此思之，在整个人类史上，市场经济应被誉为人类有幸遇到的最关键社会制度。莫要忘记，大部分历史中人类的境况，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名言来描述，是“贫困、邋遢、野蛮和短暂”。

从贫困到自由和丰富的转变

人类存在数千年，生存水平不过勉强糊口，甚至有所不如。

实际上，就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仍展示着以往所称“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孩子病饿交困、愁容绝望的画面，传递着伸出慈善之手以挽救这些幼小生命的呼吁；这实际上是几个世纪以前，世界各地大多数人的一般境况。

然而，这种境况，在全球越来越多地方，无论程度还是范围，都极大减少，首先是从19世纪开始的西欧和北美，然后是20世纪的“西方”以外地区，如今是21世纪越来越多亚非拉地区。不难想象，21世纪结束以前，对于几乎所有人，赤贫都会是往事一桩。

过去两、三百年间，在人类存于这个星球的时间长河里，不过是一瞬而已。让这种变革过程成为可能的，正是个人主义政治哲学、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还有以市场为导向的人际关系。个人主义理念和精神，预示着一种文化转变：社会摆脱了个人充当更大集体或部落受控物或牺牲品的这个观念。而且一个人有权摆脱暴力，为自己而活，追求他认为对自己、对他关心的人最有利的事情。奴役及仆从制度的观念，被建立在自愿交换、互惠互利基础上的观念所取代。

新政治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的出版及其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为标志，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这个事实上，即可以凭借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给个人的自利心套上挽具，驭往他人处境的一并改善。自由、和平与繁荣从而联合在一起。仿佛借助一只“看不见的手”似的，对自身处境的改善，也带来了在竞争供求领域互动各方处境的同时改善。

太空中这枚绕着太阳旋转的蓝色星球上，尽管发挥功能的市场经济体系，为数十亿人扩大了自由和繁荣，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但资本主义仍到处受到这种或那种显著的谴责和批评。缘何如此？

对坚持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我想强调至少三个原因。它们就是：无知、傲慢和嫉妒。

原因之一：

经济学上的无知

对于社会大众，居于首位也是最普遍的原因，就是对运行良好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之性质、逻辑和运行原理充满无知。大多数人很少虑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和文化质量，特别是在北美和欧洲大部分区域的那种水平，是怎么来的，是如何来的，是由什么带来的。人们不过是以为这理所当然：所有这些商品和服务，每天一如平常，会出现在常去的店铺中，或像现在这样，仅须网上订购，然后在很短时间内，就出现在我们的家门口。

许多人也不知道，政府的各种政策，容易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为什么不采用《最低工资法》？难道每个人都不该有一份“基本生活工资”，也就是维持体面生活的“公平”工资吗？这就需要费点功夫。只要遵循逻辑推理链条，就可以充分认识到，一旦每时薪酬人为定在竞争市场既有的或决定的水平之上，劳动者在现有或潜在雇主心目中的劳动技能估值，只要低于政府的法定必要薪酬，就会失去工作。因此，最低工资用价格排斥掉这类法律设计来帮助的某些人。因此，无论最低工资倡导者有什么“良好意图”，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和机会都会恶化。

人们也并不总是理解，试图通过保护主义关税来维持国内企业和就业，会提高各种外国商品的进口成本。设置这些国际贸易壁垒，与其说会帮助到，倒不如说会实际损害到许许多多人的就业和利润。如果外国供应商和美国做生意赚到的美元更少，就会降低他们购买原本想要购买的美制商品的财务能力，从而对美国经济出口部门产生负面影响。这样的进口关税，也意味着可供美国消费者选择的商品减少：一样的东西，结果现在只能从政府庇护的国内生产商和销售商那里购得，消费者往往要支付更高代价。从长远来看，对于社会分工体系中的所有从业者，政府旨在给一小部分人提供特殊利益的政策，会让全体人处境变差。

培养经济素养的教育

虽然这种无知，使太多人容易陷入误导的和产生相反效果的经济政策观点，但从原则上说，可以通过教育（传授自由市场体系如何运行的知识）来纠正无知。人们在教育的协助下，就可以审视不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干涉主义福利国家）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明白只有开放、竞争的自由市场体系，才能既有自由又有繁荣之原因及原理：它得到个人自由和权利哲学的有力支撑，尤其当市场体系在公正无偏的法治制度安排下，确保人人得享自由，不带偏袒和特权。

我从大学课堂上的亲身体验得知，如果以清晰、相关、有趣和有说服力的方式呈现，自由市场对于确保“良好社会”的理念及其重要性，从教师角度是可以传授的，从学生角度也是可以掌握的。这并不意味着学期结束时，上过经济学课的每位学生，都全部转变成了市场经济支持者。但是，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政府干涉措施的局限和荒谬，就能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且竞争经济体系的好处，也会被很多人所参透。

根据我的经验，当支持市场经济的理由，在“奥地利学派”经济框架中提出时，就会出现这一幕。这个框架强调：1）个人知识的有限性；2）价格体系通过经济计算对无数人追求经济福利的行动发挥着协调作用；3）政府计划者和监管者要胜过自由市场经济，对于这个世界弥散开来、去中心化的复杂知识（一切现代社会依赖于这样的知识）就要有足够了解的必不可能性。

经济教育从自我改进开始

 

另一项教育任务，就是将自由市场社会的哲学和经济理念，但凡场合恰当，就拿来和日常生活中接触交流者分享一下。没人喜欢爱出风头的万事通，但在聚餐时，例如，当话题中出现政治或经济政策观点时，有时就有机会，提供自己关于自由、自由市场和政府在社会中角色的那么“一点佐料”。

但正如经济教育基金会伦创始人及首位主席纳德·里德（1898-1983）一再强调，要想改变世界，唯有一次改变一人，一次改变一个心灵，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能够施加最大影响力的人和心灵，使之走上正确思考途径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因此，说服他人支持自由，始于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认识、理解和学习如何有效表达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原则。

  

原因之二：

智识及意识形态上的傲慢

社会中反资本主义情绪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人的傲慢。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傲慢自大，相信我们比别人更了解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和行动。但那些最常犯下这种傲慢的人，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20世纪许多倾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心灵，包括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了这一原因上。

成功自由市场经济的独到之处在于，它产生了充分的繁荣。这种繁荣，能够维持整个人口中能够完全致力于追求和传播思想的一部分人。他们包括学校教师、学院和大学教授，“严肃”和“流行”期刊、报刊以及书籍的作者。

当一家报刊某篇文章或社论的作者，说着“评论家”或“专家”的话，他们就是“知识分子”：在劳动分工中的角色是解释、分析和挑战事情原本的方式，说明改善的其他方式是什么。

大多数这样的知识分子，坦率直白地说，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浸于学术“象牙塔”和一般信息媒体中。他们对企业的实际日常运营，实现财务成果以支付员工薪酬，或关注消费者满意度及其他因素以避免亏损、获得利润等等，都知之甚少。

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通常源于（有时完全来自于）他们对早期和当代市场经济批评家的阅读。商人是工人的“剥削者”，这个星球上的“掠夺者”，贪婪的“冷血者”，为获得额外利润，连亲生母亲都不顾，把所有人的生命都简化为财务利润。他们对“社会”毫不在意，并且根据种族、性别歧视和偏见制定就业决策。

这在许多这类知识分子，即人类状况的“社会批评家”中，培养了一种狂妄的自负，即只要由他们来负责，或其建议被政治掌权者和政策制定者所遵循，世界将会变得美好起来。

德·茹弗内尔论

傲慢的三个源头

法国社会哲学家德·茹弗内尔（1903-1987）讨论过“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态度”。首先，对他们而言，市场经济是“混乱无序的”，也就是说，他们盯着市场的结果，并断言道，只要有人（政府计划者、监管者、再分配者）负责产生“社会公正”和经济道德的结果，显然无拘无束的市场无论如何都提供不了这些结果，那么社会的模式、关系和结果，都将变得多么美好。

第二项批评，是市场经济激发并满足错误的价值观。我们肯定不再需要另一种牙膏品牌或新改进版的运动鞋，当社会资源（通过政府控制和再分配）可以更好地运用于“喂活饥饿者”，或者补贴计划生育，或者资助更多这类大学课程，诸如传授性别何以是白人男性资本家所强加的想象范畴，以虐待弱势和“边缘”群体。

第三，德·茹弗内尔认为，许多知识分子的隐恨在于，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使他们处于劣势。这种劣势是什么呢？市场奖励那些受摆弄的、不知情的消费者日常、“低端”需求的迎合者，而不是他们，知识分子，把生命奉献给“伟大思想”（美丽、公正、美好、优越）的他们，他们获得的承认和收入少的可怜，或者根本没有，而亿万富翁商人，说服易受操纵的房主（他们真的需要他“赶时髦的”浴室水龙头），就发了大财。

本会成为世界下一位伟大音乐作曲家的人，不得不纡尊降贵，为了在市场经济中谋生，写下招揽顾客的电视商业广告歌，这在道德上是有多么坠落！

 

学校私营化减少

知识分子的自大

在体制上，对于这种持续向年轻人植入和灌输反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的最重要补救措施之一，就是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学位的教育私营化。这一类知识分子，只要能够呆在教育公有制的孤立学术岛屿上，依靠吸吮其他人的税收生活，就永远在这个受保护领域中，也就是他们对一代代学生思想近乎垄断控制的领域中，定立不动、难以移走半步。

有多少家长希望直接支付这么多愚蠢的大学课程，特别是在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课程中，这些课程往往差不多成为这类意识形态，也就是“政治正确”和集体主义“社会正义”幻想的灌输营。这些思想真的是家长和学生在学术课程选择中希望提供和体验的、作为毕业后职业生涯踏板的东西？或者，这种被认为有“后现代”深度的群体思维，是那些为自己、为子女的教育而付费的人真正渴望的文化素养吗？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竞争，很快就会把它们的成色检验出来。

将真正的知识多样性引入K-12教育（注：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美国教育）的第一步，是在所有私校和目前基于选择的学校当中，终止教师执照。如今在由什么人去教育那些可塑性强的年轻心灵方面，教师工会和教育“学位作坊”占据着垄断地位。这些年轻人之后有部分会继续去上大学。教师的公开市场竞争，有助于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最终最根本的步骤，是终结所有强制性国营学校教育。所有中小学都应该私营化，要么将学校交给现有的教师和雇员，并告诉他们，现在完全由他们负责向家长展示他们的课程和教学方法，的确会教给孩子们对其未来有益的东西。要么就将这些学校，公开拍卖给希望购买它们的独立企业，或者想要追求卓越品质的地区性或全国性品牌私校连锁企业，来实现私营化。

学校教育乃至所有教育的全面私营化，将为建立和培养知识分子和教师的替代社区形态提供最优的、长期的途径，这些社区将更注重、更倾向并更赞同于市场体系的性质和运作。只要有依赖纳税人金钱的学校，只要有获得政府垄断执照的教师，只要他们牢牢把控着美国青年所将得到的思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原因之三：

社会破坏性的嫉妒

最后，反资本主义忌恨情绪的第三个原因是嫉妒。德国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克（1922-1993）在他关于《嫉妒：社会行为理论》（1966）的经典研究中，明确区分了羡慕和嫉妒。羡慕指的是渴望另一个人的成功或幸运会属于你。你也许认为对方的成功或好运，要么是正当的或是公平赚得的，要么不是，但你的理性和情感反应，是他已经实现或获得了你想要拥有的东西，或者在一个更公平的世界里，这原本会是你的。

舍克认为，嫉妒则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妒火中烧的人不愿让另一个人得到成功或成就。这与其说是嫉妒者渴望取得这种成功或成就，不如说是“最好的那种世界，是一个既非他，嫉妒的主体，也非他嫉妒的对象拥有成功或成就的世界（…）一个人不愿让别人得到个人或物质财富，而几乎往往更情愿让这些财富破灭而非得到。”的确，有时颇为乖张的是，“嫉妒者甚至准备好伤害自己，如果这样做会伤害他人，或者伤害到他所嫉妒的对象。”

安兰德（1905-1982）在她的论文《嫉妒的时代》（1971）中提出了类似观点：嫉妒者是一个痛恨“善作善成”的人。她在《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中表示，嫉妒者“不想拥有你的财富，他们希望你失去它；他们不想成功，他们希望你失败； 他们不想活下去，他们希望你死；他们什么都不奢望，他们痛恨存在本身。”

舍克和安兰德都强调，嫉妒者感到或相信自己永远无法取得成功，或实现其嫉妒对象所达到的成就。他讨厌另一个人，正因为他人的成功只是一个耳光，向嫉妒者指出或提醒道：你的器量或能力较为有限。如果本人做不到的，那么没人应该有这种能力做到，并获得奖赏的成果。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反资本主义心态》（1956）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自由市场体系当中的成败，更大程度上系于一人本身表现出来的能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你生于由法律或严格惯例定义和强制的社会等级或阶级，永远上升不到生活中的更高地位，或者更高收入，可以说不是你的错。你是一个“制度受害者”。农奴被绑在土地上，被迫步后尘于先前强加给其父的生活和地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然总是有机率，比如说投错胎的不好运气，比如说只是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方的错误时机。然而，远远胜过人类史上已知的其他社会制度，自由市场体系为个人提供了更多自主和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你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教育、选择职业、专业或行当，决定努力成为一名成功的、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从收入当中节俭储蓄，以便进一步创办企业或开始与他人合作，只要认为自己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就着手和更成熟的企业竞争。

但这也意味着，米塞斯观察到，它提醒一个人，任何生活中的不如意，或在职业和财务上的希望落空，主要由自己来承担负责。有些人觉得很难接受和处理这一点。要不是贪婪的资本家，或者说，要不是因为利润体系的冷酷无情，或者说，要不是因为人吃人的竞争，我本会更加成功。

从怨恨到嫉妒到社会毁灭

米塞斯认为，怨恨和迁怒他人，作为反资本主义心态一部分，成为嫉妒的破坏性情感，如舍克和安兰德所说的那样，某些人如此憎恶自由市场体系的性质和结果，他们宁可看到别人贫穷，也不愿自我有改善或富裕起来的一线可能；宁可破坏任何人潜在成功的机会，也不愿生活在本可以努力但如今显然丧失了成功自信的世界中；宁可看到所有人受奴役，也不愿去承担自由人的自我责任。

正如舍克所观察到的，嫉妒是一直困扰着人类心灵的古老折磨。在许多历史时期，嫉妒向来是一种个人应社会压力要求抑制或隐埋心底的情感，如果放任这种情感，人就会变得扭曲，社会就会遭到破坏。

 

但是，在这个集体主义有种种意识形态表征的时代里，这种家长式傲慢和嫉妒的阴暗病态，在近年来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能够昂起丑陋的头颅。从奥巴马坚持告诉成功商人他们并没有真正“取得成功”，到要求拉下“百分之一”来消除不平等的“社会不公”，到呐喊出“白人特权”决定了将一切人类交往互动形态，从根本上改造成，刻意地简化成，由种族和性别定义的群体地位，“社会批评家”和社会工程师精英们，要求以自己心中的海市蜃楼来重塑社会。嫉妒者宁愿毁掉人类社会的存在，也不愿接受那些与其梦境中失败的部落正义格格不入的事实。

只有焕然一新的个人主义哲学和自由市场经济学，才能使这个世界摆脱反资本主义心态背后的这三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