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反资本主义文化

希腊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反资本主义文化

文：RussellLamberti

译：David Wu

抨击文化在当代被认作是政治不正确，但希腊无论使用欧元还是德拉克马（希腊曾经的货币单位，2002年被欧元取代），退出还是留在欧盟，都要妥善解决它在文化上的机能障碍。我不是在讨论希腊的习俗、传统、建筑或音乐，也绝非侈谈希腊的食物，我要说的，就是它的反资本主义文化。如果总体来讲，希腊人不抛弃他们国家主义的时代思潮，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独特价值，那么他们无论做什么，谈判、交易、反交易、公投、抗议等等一切，都是于事无补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阿根廷。当负债成瘾的大政府裙带社会主义的愚蠢荒唐，最终落得名誉扫地之时，违约及主权债务危机就会惩戒该国国民，回到理智的市场化正轨。这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理论。然而阿根廷，在2002年债务违约之后十三年，经历多年的物价飞涨、外汇短缺和经济萎靡，依然顽固坚持它愚蠢到家的高度干预，社会主义统治者继续让经济垮掉。原因在于核心文化没有变革。当你的文化含有毒素，上下颠倒，黑白混淆，那么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会被错当成资本主义的失败。

在《反资本主义心态》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描述了反资本主义文化：

如某人所想象的，现代工业之所以日新月异，乃因为一种叫做“进步”的神秘因素。至于资本积累、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造，对于自然发生的进步毫无帮助。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归功于这种想象因素的人，往往是生产线上的工人……

把资本主义的工业描写成这样的作者（译者注：《资本论》的作者），在大学内被推崇为伟大的哲学家与人类的救星，而其教条被千千万万的人奉为圣旨。可是，这千千万万人的家里，都有收音机与电视机的设备！

对于希腊来说，最大的风险不是缩减开支，不是伪装缩减（fauxsterity），也不是债务违约，更不是欧元或德拉克马。最大的风险也绝对不是主权债务市场准入的冻结——而恰恰是对自由市场的敌视态度，是对政府的依赖成性。

再举另一个拉美国家的例子：委内瑞拉。在经历上世纪整个80-90年代苦难深重的通货膨胀之后，选民于1998年继续投票给另一位中央计划通胀主义者查韦斯，让他先后在2000年、2006年和2012年连任；继承查韦斯的马杜罗，也在2013年继续当选。即便该国正处于恶性通胀的死亡螺旋，迈向彻底的经济崩溃。最终看来，委内瑞拉的问题已经不是财政管理——而是它的反资本主义文化。

这也是希腊发生的情况。尽管已经被减免债务，尽管债务违约得到生效允许，按优惠补贴利率以五十年为期进行债务重组——并且希腊实际上通过减税和削减僵化臃肿的政府规模，在2014年取得经济增长之后——这种含有毒素的希腊文化再次占据上风，一伙社会主义顽固分子再次当选，重新把希腊拖回泥潭。当然，谈判桌的另一边，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的中央计划主义者，对希腊也毫无帮助。然而，希腊在同为中央计划者的协商双方中间不可自拔，还是由于它的人民急于要糖果而非要自由。

大多数国家都有困难
——但某些国家复苏较快

任何主权国都可能超支及陷入财务困境，而这在大部分国家都已发生。不算太久以前，英国于1976年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卑躬屈膝，割让财政主权。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英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美国于1971年对其国际债务隐形债务违约，整个70年代遭遇滚动式通胀经济危机。但这两个国家恢复了元气。类似例子，还有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各自财政金融风暴后的智利、乌拉圭和菲律宾。

但还有一些国家却没有复苏，我相信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文化，已从根子上反资本主义，从摇篮到坟墓都乞怜于政府。除了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我们还看到津巴布韦、加纳、玻利维亚、尼日利亚、俄罗斯、土耳其和南欧经济和金融长期萎靡及随后的危机。这些国家似乎还没有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因为在其文化精神的智识雾霾中，他们似乎并不想找出或找不着教训。

但教训真的显而易见。经济危机可以让那些基本倾向资本主义（或者较倾向资本主义）的国民迷途知返。然而但凡一国文化蜕变为反资本主义的幼稚、国家主义的残疾以及对企业家创造力及自力更生的敌视时，那么复苏就是毫无保障的。对于这些危机而言，可能不仅不预示着复苏，相反还预示着远无尽头、跌势难止的国家衰退。只有播散良好观念，催生文化变革，才能为希腊（和其他国家）准备肥沃的土壤，以期收获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显然和以往一样，这迫切需要自由和自由市场福音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