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大众思维

媒体与大众思维

一、小概率事件与媒体放大效应
　　大家只要稍稍观察，就会发现只要类似“扶老人反被污陷”、“小悦悦被车辗路人见死不救”、“转基因”、“饿死小孩”、“食品安全”之类的新闻一出，你或者你周围的朋友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世界不那么美好，简直全中国到处是灾难。
　　媒体可以让人们想什么，这肯定是正确的。而市场化的媒体，想让人们想什么？正如一件商品一样，它必须满足受众的需求，它必须给予受众刺激，甚至引起热烈论。如果一个媒体出品的新闻，连看的人都没兴趣，那么它就别想生存下去了。新闻之所以为新闻，它必须要新。新，意味着可能是小概率事件，而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却会给人一种大范围事件的一种假象。
　　我们可以拿扶老人的人却被污陷为施害者的新闻来说。当新闻报道这件事情时，全国究竟发生多少起老人感谢扶自己的人的案例？没有人知道，但我敢肯定，这种事情必有发生，而且比新闻上说出的事件多得多。但是新闻媒体绝对不会把这种事情报出来，因为人们会觉得，做好人好事是应该的。如果将过马路的老人感谢扶自己的人作为新闻事件，这恐怕引不起多少人关注。但铺天盖地的老人污陷帮人者的报道，却可以让人们觉得这个社会道德沦落。这就是媒体制造的幻觉之一。
　　前年大范围报道的佛山小悦悦被数辆车辗过，路人见死不救的新闻，也被引起大范围讨论，甚至上升上社会道德层面。但是，我想受众极少有人想着现场的实际情况如何，比如说是否有光线对司机的视觉造成影响、是否路人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视而不见。而媒体上大多数人的都仅是从道德层面，谴责路人，谴责司机。
　　那天，有朋友说，遇到老人发生意外，你敢扶不？我说看情况。因为我不知道现场的情况，我不知道当时我是否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等等，因为在公共场所发生此类事件，有涉及到其它因素导致人们可能视而不见。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心理学的问题。
　　我们从统计学上来看，新闻报道的这类社会事件，实属小概率事件。但人们的心理却相信这颗“神奇的子弹”，人们从几个新闻事件，就推出全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普遍的道德沦落。
　　在买车前，如果你通过各方面的技术参数比较，通过横向对比，觉得某种车型最适合你，在当你要买的时候，突然听到自己的好朋友说他开过这车，经常发生某些问题，甚至发生过车祸。我想你应该会改变主意。数据是冷冰冰的，不带情感的。而那些活生生的、富有感情的事例对我们思维的左右，我们往往却视而不见。
　　前几天大范围报道的学校教师性侵女学生新闻，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类似事件。我们又看到许多人开始怀疑学校教师的问题。全国多少学校？有多少男教师？新闻报道就一定有普遍性吗？
二、新闻与政府权力
　　在中国，媒体显然是受宣传部门控制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今的媒体的确比30多年前毛时代要好得多。当时没有媒体，只有党控的宣传机构。市场化的存在，让党媒在受宣传控制的同时，有了自己逐利的动机。在承担宣传任务的同时，它们必须制造一部分满足大众消费的新闻信息。八卦、花边、道德风尚、娱乐、军事，等等。
　　既然媒体可以让人们想什么，那么在报道类似食品安全的时候，就可能引起大众的心理恐慌。因为食品对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人们在觉得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作为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寻求政府的保护。当然，你可以扩展到什么校车安全啦之类的所有关于人民群众生活安全上的事件。
　　在人们的印象中，政府必定是伟大光荣的，它必定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人们天真的一面。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已告诉大家，政府官员有其自己的私利。在政策运作的同时，如何能保证自己的私利，才是最为关键。而媒体通过报道安全事件，引起人们普遍对政府介入的要求，政府的权力必然伺机进一步加大，比如说他们通过加强食品监管，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那么承受负担的最终还是普通老百姓自己。可是，人们通常只会留意那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成本和负担，往往不在人们留意范围内。
　　在政治军事新闻中，通过将国家拟人化，通过以“我方”的报道方式，使受众自我卷入，通过媒体煽动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情绪，挑起民族之间的情感。执政者可以在此时更好地维系自己的权力。而人们通常会忘记，一个国家的基本构成，是千万人民。而执政者们之间的权力冲突，他们却通过新闻媒体上升到国家、上升上民族。实际上，这些通常是与普通百姓无关的。国家执政者们的机密如此之多，我们无法了解统治者们之间究竟在玩什么游戏，所以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不妨站在一边当看客。但当作为执政者喉舌的媒体煽动起民族情绪时，作为冷静的你，最好关上门，远离喧嚣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