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称信奉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多年以后，古巴政府迫不得已，以及居于实用主义的理由，开始向一个相对传统的威权主义政府过渡。即令有朝一日，卡斯特罗两兄弟都撒手人寰，古巴当局也不大可能突然转型成重视自由市场的政治体制。古巴统治阶级会想尽办法，既掌握普通人民劳动生产的大量财富，又延续自身的存在，维持政治上的控制，正如在中国发生的情况，它可能会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因为它意识到，自由经济比起非自由经济更富有生产效率。然而，无论何时，都不要指望古巴会马上变成企业家的天堂。
即便经济变得更自由一点，但古巴仍比大多数邻国要贫穷不知多少，就算古巴变成新加坡的加勒比海版本——虽然这极不可能——在几十年内，仍然还会远比许多拉美邻国要贫穷。
原因在于，尽管政治家嘴上说的好听，但人们不会因为政府有让大家变富的念头就变得富裕。毕竟，如果光凭政府法令就能够创造财富，那么古巴和北朝鲜政权，两者都不曾面临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力量，享有近乎无穷的权力，可以无限制地“改善”经济。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财富只能通过劳动、储蓄及资本积累这样艰巨的过程来创造。毫无疑问，有人可以享受到政府指令下的财富再分配，但要拥有财富，必须首先通过生产有价值的东西或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必须为了投资而放弃当前的消费，才能指望今后有更多的消费。
这点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到却极度困难。最令人沮丧的是：即使一个社会接受了相对自由的市场，仍然需要数十年之久，才能达到小康社会的现代水准。而更糟糕的是：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许多理论家和政治家，会将贫富国家的差异归咎于市场。
东德和东欧的例子
虽然在经济学或政治学领域中，没有真正的受控实验这样的情况，仍有一些案例，令人信服地证明，要提振经济，光靠政治革命本身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
例如，柏林墙倒塌都25年了，曾在苏式体制下呻吟，称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地区，仍然比以前通常称作西德的德国地区要穷得多。
据2014年华盛顿邮报报道，东德可支配收入如何普遍较低，失业水平如何居高不下，经济总体上如何较不发达。这反过来又导致老东德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许多人为找份好工作而迁到西德。
《财富》的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 继续观察到：“如果你看一下统计数据，比如人均收入或劳动生产效率，这些也反映出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
克劳迪娅·布拉乔尔德（Claudia Bracholdt）进一步指出：“今天，德国东部有不少类似于希腊、西班牙等国那样的结构性问题，虽然问题的程度较轻。”
冷战期间，许多共产主义反对者指出，苏式共产主义以德国为例，是如何破坏经济繁荣，但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如今，东德政权消失了，而德国相对来说，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经济体之一。东西德国共享同一个政府。那么，为什么德国东部相比西部的邻居依然贫穷？
答案在于，即便德国东部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事实上已经与西部一致，东部仍然受到这个事实的拖累，即它在前苏联军靴下，失去了几十年的资本积累及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
德国的情况，当然提供了最好的比较，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西部德国人享有上百年类似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他们同文同种。因此，这个比较，让我们能够把目光聚焦于冷战时代制度上的差异。
我们还可以看看东德以外的情况。问一下自己，比如说，为什么波兰，有着西方倾向以及议会和分权分治的悠久传统，也仍然相对贫穷。
同样以捷克共和国而言，其主要城市，布拉格，曾是奥匈帝国第二大城市，欧洲的财富和文化中心。然而捷克人也还未在欧洲的财富格局中恢复他们的相对地位。
部分解释有赖于这个事实：一个被遗弃的政治制度遗留下来的影响，可在政权更迭之后延续数十年。如尼古拉斯·卡尚洛斯基（NicolásCachanosky）在南美制度的背景下观察到：
制度变迁……框限着一个国家的长期命运，而不是它的短期繁荣……例如，随着中国向国际市场开放了一部分经济，国家开始发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几十年相对经济开放的影响。的确，在中国的许多领域，仍然显著缺乏自由，但假如几十年前中国拒绝变革制度，今天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显然，老东欧国家走向经济自由化的这一事实，会让这些国家通往更大的经济繁荣。然而，这本身，尚不足以使这些国家，与那些不曾遭受几十年共产主义影响的国家相提并论。
朝鲜：一个极端但相关的例子
如果朝鲜政权崩溃，此刻它极可能并入韩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点会更为明显。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随后就会见到这个国家，其北方地区，尽管有着相同的民族构成，有着极其相似的悠久历史，会比南方地区穷很多很多。
一些德国人迄今仍不满于纳税人的财富从西部注入东部。但是，这与朝韩统一后，纳税人财富从南方流向北方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正如BBC（英国广播公司）指出：
韩国的收入比朝鲜高10到20倍——比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差距要大许多。这意味着，如果统一发生，经济上的波动也会大上许多。
目前，那些脱北的朝鲜人发现，他们的技能适应不了韩国。脱北的医生通常无法通过标准的韩国医学考试。这一切都表明，朝韩统一后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和金钱，将在规模上令德国面临的任务相形见绌。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出现的同样问题，将在朝韩放大许多倍。年轻工人将蜂拥至南方寻找工作和教育。北方剩下贫困的养老金领取者，依赖南方劳动力支付的社会福利度日。唯有经过数十年，资本才会缓慢流向北方，而北方将以被边缘化为特色，那里的经济主要以资源开采为支柱，它的劳动力也必须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甚至从国外引进。
当然，这个进程可以通过强制性的财富转移及资本支付来加快，但这肯定要让南方的韩国人付出巨大代价。
政治反弹
但是，即便市场体系不言自明地带给朝鲜和古巴更大的财富和繁荣，就像东欧发生的情况，这样的变化，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反弹。目前新西方化国家的社会弊病，被归咎于“极端资本主义”，因为当工人随资本而去时，留给先前的地区一个空核经济。由于财富不可能神奇地一下子分身到各处，显著贫困仍会在许多领域存留，但现在不是归咎于国内资产阶级反动派，而是归咎于整体而言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当前的实际到来，会使这个论调更加令人信服。尽管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但老共产主义地区的相对贫困会持续下去。这些不平等也会被怪罪到资本家头上。正如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在朝鲜背景下写道：
富裕和贫穷，本是相对而言。在统一后第一年，毫无疑问，朝鲜装配线上的工人或稻田中的农民，会把他们的新生活与金家统治下的情况作对比——这种比较决定性地支持新体系。然而，只是时间问题，也许仅仅几年，注意力就转向当代南方。北方朝鲜人开始不与他们统一前的过去比较，而是与南方韩国的现状比较，而这样的比较就非十分有利，也不振奋人心。
换句话说，在北朝鲜制度下的勉强糊口，会被攀比富邻的动力所取代。随后，由于久而久之的不平等，就会再度出现某些对于“纯真”时代的留恋，以及谴责资本主义的趋势。至于是什么阻挡了人们富裕，什么是摆在首位的教训，很快就会被人忘掉。
同样的事情，也很可能在古巴发生。如果古巴继续（在经济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缓慢开放，它仍然远比美国贫困，而且比起墨西哥、智利以及所有那些在经济体系中更加确立市场基础地位的拉美国家———所谓“太平洋美洲狮”，也要大为不如。
一旦体验到不平等而遭幻灭时，古巴人会要求“变化”，不是进一步开放，相反可能沿着委内瑞拉的道路，寻找另一个速成之法，遗憾的是，这将是一个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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