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不应是公器

自媒体时代人们能理解：所谓媒体，只是个人口舌纸笔的延伸。一个人想说什么，有何种的喜怒哀乐，针砭赞美，隐恶扬善，都能痛痛快快地表达。

可是，当你的自媒体订阅户众多，影响很大，那么就要小心了。据说因为影响力大，就要承担某种“社会责任”。不好说脏话，更不能信口胡诌（有些傻子会被你误导，你得为他们的不辨是非负责任）。

如果是组成报社，就更加了不得。无论你的读者多少，报纸印刷出来，就算扩散于公众，更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客观真实，不偏不倚。

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媒体的正确立场其实是不能有立场，它只能是一个“公共平台”。看过这样一个滑稽场面：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抓，报纸在头版登号要放人。旋即有理论素养深厚的观察家指出，新快报属于“公器私用”。报纸是“公器”，是用来登布新闻，陈述民众疾苦的，怎么可以用作喊话打擂的工具呢？你要有委屈，想发布消息，也不应该以自家版面为阵地。你应该像普通当事方一样，到其它媒体接受采访，万不能在自家媒体上陈情告白。

这就造成一个局面：自家媒体出了再大事，外面炒得天热，你自己得避嫌，有苦外面说。是不是觉得特别扭曲，不符合人情事理？是的，“媒体公器论”者认为这是正常的。

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自卖自夸、自吹自擂、隐恶扬美，为何到了媒体这里就成问题呢？韩寒和白桦在博客上唇枪舌战，你来我往，为何就不是“公器私用”呢？好吧，你说韩寒博客是“私器”，那么报社几杆村聚合在一起，报道新闻，指点江山，为什么就不能是私器呢？要知道，民国很多报纸都是党同伐异，同气相求；美国民主党的报纸，当然不会咬自家主人，而是奋力向共和党吠，这又有什么问题呢？媒体落脚处肯定都是特定利益集团，他们本身就是私器，再让他们标榜“公共责任”，未免太僭越了。

媒体肯定都是私器。党人办报，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党的利益；私人办报，是为私人利益鼓与呼；这些都是产权自用，正常不过的现象。那些稍具“公共情怀”的媒体，只要不撒谎，不造谣，再加一点专业功力，就能成为有影响力的报纸。有些报纸才不管什么“社会责任”，他们就是要暴露阴暗恶臭，窥伺名人私生活，挖掘凶杀情色的东西吸引观众眼球。这类报纸在正派人士眼中是不入流的，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英国《太阳报》就是这么发展壮大的，成了世界著名大报。还有些报纸，像洋葱新闻一类，他们才没什么“真实、公正、不偏不倚”等教条，专门以放假新闻为乐。他们的假新闻编得如此之好，以至于经常被一些迷糊媒体采用，闹出笑话，不也没事吗？

“媒体公器论”是二战之后兴起的。1947年，美国知识界和传媒界的名望人物发出了一个报告，称为“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出台这个报告的心理成因是，认为媒体正在受到“资本控制”，日益垄断化。知识界担心，资本垄断将导致媒体成为资本的传声筒，新闻自由将受威胁。要矫正这一趋势，他们越来越多求助于政府。政府被认为是“公共利益”代言人，不断出台法规限制媒体“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中国，绝大多数报纸电视台都吃皇粮，这似乎是他们“应当是公器”的理由。愿望诚然美好，再没比这个更自欺欺人的。媒体吃谁的饭，就是谁的“私器”。你让党报朝他们身后的阿公吠两声试试？执着于“公器”名头，使得事实上的“私器”（包括市场化纸媒、网络媒体）也束手束脚，不能名正言顺地为“私利”鼓与呼。

媒体私器早已是真实的存在，也并不可怕。那些吃公家饭的媒体早就放下脸追逐私利了，无可厚非。值得追求的，是名正言顺、从名份到事实都是私器的媒体环境。媒体变成私器，专谋私利，甚至以公共名义谋求私利并不可怕。像京华时报这样的所谓“公器”，他们敢连续27天用67个版面恶意抹黑农夫山泉，放在私器市场上，只被唾弃得更惨，成为众人眼中下三滥的疯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