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强指南：关于市场的二十大谬论（二）

史上最强指南：关于市场的二十大谬论（二）

谬论之七：当存在负外部性或正外部性时，市场不起作用（或无效率）。

只有当行为的所有后果都由决策者承担时，市场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人们无需做出生产贡献就可获得收益，市场上将不会有恰当数量的生产。同样，如果人们得到“负收益”（negative benefits），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害，而这种损害成本没有纳入该物品的生产决策，那么，由于行为的收益归于一方，而成本由另一方承担，市场就将使某些人以其他人为代价而获利。

仅仅存在外部性，不是让政府取代某些行为或代替私人决策的理由。时髦穿着和漂亮打扮会产生相当多的外部性，因为旁人也赞赏衣饰出众之人，但却没有理由让政府来选择或提供衣饰。园艺、建筑以及其他许多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正外部性，但人们照样美化自家花园和房屋。所有这些例子中，生产者自身所得收益——包括享受正外部性之人的赞美——已足以促使他们去生产这些物品。在其他例子中，比如广播电视，这种公共物品与其他物品的供应（如为企业打广告）捆绑在一起。提供公共物品的机制的多样性与提供它们的企业家的创造性一样丰富。

然而，更常见的是，负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人们质疑市场机制的效率与公正。最常举的例子是污染。如果某个生产者能够从生产中获利，是因为他将生产成本强加于那些未同意参与生产过程的人头上（比如，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烟雾或向河流中排放大量化学物质），他很可能就会这样做。呼吸被污染空气和饮用有毒水的那些人将承担生产成本，而生产者则从销售产品中获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市场失败，而是市场缺位。市场的基础是财产权，如果财产权未得到确立和保护，市场就不能发挥作用。污染的例子恰恰不是市场失败而是政府失败的例子，政府未能确立和保护他人的财产权，比如那些呼吸被污染空气和饮用有毒水之人的财产权。如果住在下风或下游的人们有权保护他们的权利，他们就能主张权利，要求污染者停止污染。生产者可以自己出钱安装设备或改进技术以消除污染（或者将污染减少到可容忍且无害的水平），或者提议向住在下风或下游的人付钱以使用其资源（可能是向他们提供更好的住处），或者他必须停止生产，因为他损害了那些不愿接受其条件之人的权利，这表明总成本超过了收益。正是财产权使得这样的计算成为可能，并促使人们将其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后果纳入考量。而正是市场，即权利进行自由交换的机会，使得所有各方能够计算行为的成本。

负外部性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不是市场失败的标志，而是未能确立和保护市场所依赖的财产权之政府失败的标志。

谬论之八：社会秩序越复杂，就越不能依赖于市场，而更需要政府指导。

社会不太复杂时，依赖市场会有很好的作用，但随着经济联系和社会联系的极大增长，这么多人的行为必须由政府来指导和协调。

要说的话，反过来倒是对的。简单的社会秩序，比如一群狩猎者或采集者，或许能由一位领袖以强制服从之权来有效协调。但随着社会关系愈加复杂，对自愿的市场交易的依赖就愈加重要（而非愈不重要）。复杂的社会秩序要求协调的信息，非任何人或任何群体的头脑所能掌握。市场已演化出了成本相对低廉的信息传导机制。价格以数字单位的形式包含了供求信息，可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比较，而政府官僚的大量报告做不到这点。此外，价格在不同的语言、社会习俗、以及种族和宗教派别之间传递，让人们能够利用千万里外全无其他任何联系的陌生人所拥有的知识。经济和社会越复杂，依赖市场机制就变得越重要。

谬论之九：市场在发展中国家不起作用。

市场在具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的国家运行良好，但缺少这些的发展中国家就不能求助于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指导是必要的，至少在能让市场发挥作用的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建设好之前是必要的。

通常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是财富通过市场得到了积累的体现，不是市场存在的条件，而法律制度的失败是市场不发达的原因，但是这种失败是改革法律制度的强有力理由，从而为市场的发展奠定基础，而不是推迟法律改革和市场建设的理由。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唯一的办法就是为市场建立法律和制度基础，这样，企业家、消费者、投资者和工人才能自由合作以创造财富。

所有现在的富国都曾经非常贫穷，有些国家活着的人都还记得那时的情景。贫穷无需解释，这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富裕需要解释。财富都是创造出来的，确保财富得以创造的最佳办法是形成让人们致富的激励。迄今找不到什么制度，比自由市场能更好地形成致富的激励，自由市场建立在明确且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和有利于交换的法律制度之上。摆脱贫穷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自由市场创造财富。

“发展中国家”这一术语常被误用，用来指其政府拒绝市场而支持中央计划、公有制（state ownership）、重商主义、保护主义及特权的那些国家。实际上，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在“发展中”。发展中国家，不管起点较富或较穷，指的是已经创建了关于财产权和契约的法律制度、解放了市场、并限制了权力、财政预算和政府权力范围的那些国家。

谬论之十：市场会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周期，比如大萧条。

依赖市场力量会引起“繁荣与萧条”（boom and bust）的周期循环，由于投资者的自负可自我膨胀，导致投资剧增，接下来是不可避免的生产萎缩，失业和经济状况的普遍恶化。

“繁荣与萧条”的经济周期有时会被归咎于对市场的依赖。然而，证据表明普遍的生产过剩并非市场的特征。如果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增加，价格会做出调整，其结果是普遍富裕，而不是“萧条”。当某种产业的扩张超出了市场保持盈利的能力，自我修正的过程就会启动，利润信号会使资源重新配置到其他业务领域。市场并没有内生的原因支持将这种修正过程适用于所有产业；实际上，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要从所有产业中撤出投资再重新配置给所有产业，那么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从所有产业中撤出）。

尽管如此，如果政府愚蠢地操纵货币制度扭曲了价格体系，就可能会有长期的普遍失业。常与这种政策错误相结合的是对应该收缩的产业进行补贴，并管制工资和价格，这妨碍了市场调整，因此延长了失业。这就是大萧条期间的情况。大萧条从1929年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经济学家们证明，这是由于美联储为追求确定的政治目标而突然大量扩张货币供应而导致的。尔后，普遍的经济萎缩因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而深化，将苦难扩展到了全世界。而《国家复兴法案》（the National Recovery Act）这类计划以及其他“新政”计划又大大延长了危机。《国家复兴法案》让农产品维持高价（其手段是大量销毁农产品并限制供应），其他“新政”计划则致力于阻止市场力量来矫正政策错误的灾难性后果。较近的经济崩溃，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由轻率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所导致的，这些政策扭曲了投资信号。市场力量矫正了政府的政策失败，但过程不会毫无痛苦。造成痛苦的不是治愈疾病的药物，而是起初引发危机的糟糕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

政府货币当局若采取更为审慎的货币政策，这样的周期循环便趋于和缓。加上更多地依赖市场过程进行调节，结果是降低了经济周期的频率和严重性，而那些遵循自由贸易、限制预算和法治等政策的国家就会有长期持续的发展。

谬论之十一：过多依赖市场和过多依赖社会主义一样愚蠢：最好是混合经济。

许多人都明白，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明智的。谨慎的投资人会将投资组合多元化，因此，也同样有理由将“政策组合”（policy portfolio）多元化，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相混合。

不了解内幕消息的谨慎投资人确实会多元化其投资组合以对抗风险。如果某支股票跌了，另一支股票可能上涨，这样就可以用收益弥补亏损。长期来看，适当的多元化投资组合的收益会增长。但是政策不是如此。有些政策已一再被证明是失败的，而其他政策则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如果已知某些公司将要失败而另一些公司将会成功，以这些公司的股票来组成“多元化投资组合”就毫无意义，多元化的理由在于，人们没有任何特殊知识来辨别哪家公司更能盈利或不能盈利。

对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theFraser Institute）以及遍布世界的研究机构几十年来所发布的年度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表明，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将导致人均收入更高、经济增长更快、失业率更低、寿命更长、婴儿死亡率更低、童工率下降、更多的人能得到清洁饮用水、医疗及其他现代化的舒适生活设施，包括更干净的环境，以及更优良的政府治理，比如官员腐败率降低，民主责任制增加。自由市场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何况，并不存在“均衡”的中间路线。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通常会导致扭曲甚至危机，这又成为进一步干预的借口，因此将政策从一个方向推向另一个方向。例如，一个“政策组合”若包含了轻率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增加的速度会超出经济增长，这将引起价格上涨。历史一再表明，政客们的反应往往不是检讨自己轻率的政策，而是谴责“经济过热”，或“不爱国的投机者”，并施以价格管制。当价格不能用来调整供求时（在这个例子中，增加的货币供应趋于引起以商品形式表现的货币价格下跌），由于希望在市场价格以下买到限量供应的产品的人多于愿意以此价格生产的人，其结果是商品和服务的短缺。此外，缺乏自由市场，人们就会转向黑市、对官员暗中行贿、以及其他背离法治的行为。于是，短缺和腐败的混合结果，通常会导致主张独裁权力之更大趋势。创立的“政策组合”若包含了注定糟糕的政策，其结果是破坏经济、产生腐败、甚至破坏宪政民主。

伦理-经济学混合批评

谬论之十二：比起非市场过程，市场将产生更严重的不平等。

根据定义，市场奖赏满足消费者偏好的能力，而能力不同，收入也就不同。此外，根据定义，社会主义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因此通往社会主义的每一步就是通往平等的一步。

如果我们要理解政策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需要记住，财产（property）是一个法律概念，而财富（wealth）是一个经济概念。二者常常被混为一谈，但是它们当被区分开来。市场过程时常会在大范围内重新分配财富。相反，非自愿的财产再分配（如果是公民个人实施这种再分配，便是“盗窃”）被自由市场的管理规则所禁止，自由市场要求财产权明确且受到法律保护。即使财产所有权保持不变，市场能也重新分配财富。当某种财产（有某个所有者对其享有财产权）的价值变化时，该财产所有者的财富就变化了。昨天价值600欧元的某种财产今天可能只值400欧元。也就是有200欧元的财富通过市场进行了再分配，尽管没有发生财产再分配。因此，市场时常进行财富再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给予财产所有者以激励，激励他们最大化其价值或将财产转让给可最大化其价值的人。基于追求总价值最大化的这种经常性再分配，所体现财富转移范围超越了绝大多数政客的想象。与市场过程再分配财富相反，政治过程再分配财产，将财产从一些人手中拿走，交给另一些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减少了财产的安全保障，这种再分配趋于普遍降低财产价值，也就是说，破坏财富。财产再分配越难以预料，由财产再分配的威胁所导致的财富损失就越大。

平等是一个可以在许多不同范围内得以实现的特征，但通常不能在所有的范围内实现平等。比如说，人们可以在法律面前实现平等，但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大可能具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影响力。由于有些人更多地运用其言论自由的平等权利，他会比其他人更能言善辩或更精力充沛，而因此更有影响力。同样的，在自由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平等权利不会带来完全平等的收入。由于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或工作时间更长（因为他们愿意牺牲闲暇换取收入），或者具备他人愿意为之额外付费的特殊才能。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强制来达到影响力平等或收入平等，必然意味着一些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权威或政治权力，也即是，掌握实现平等结果所必须的权力。为了实现特定的结果，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对结果必须具有“上帝视角”（God’s Eye），才能进行再分配，才能发现那里短缺这里过剩，然后把这里的东西调去那里。由于实现平等结果的权力集中于受托之人手中，如在以平等主义为官方目标的苏联，那些在政治和法律上获得了不平等权力的人经不住权力的诱惑，而利用这些权力来获取不平等的收入或得到不平等的资源。逻辑和经验都表明，刻意地追求平等或“公平”的收入或其他平等，若非市场的自发秩序所产生，通常都会自取失败，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有权进行财产再分配的人会利用这种权力谋取私利，由此将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转化为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可能是荣誉、财富，或其他东西。这正是正统的共产主义国家过去的经历，也是某些国家现在所走的道路，如委内瑞拉，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查韦斯一人之手，他要求掌握极为不平等权力，表面上正是为了实现国民之间的财富平等。

根据2006年《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World Report）中的数据，是否依赖市场与收入的不平等之间关系不大（将全世界的经济体从最不自由到最自由等分为4类，各类中1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百分比在2.2%到2.5%之间）。然而，是否依赖市场与1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水平却关系甚大（将全世界的经济体从最不自由到最自由等分为4类，各类中10%最贫穷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分别为826美元、1186美元、2322美元和6519美元）。更多地依赖市场似乎对收入再分配没什么影响，但却能大幅度提高穷人的收入，相信很多穷人当然会认为这是件好事。

谬论十三：市场不能满足人类生存之基本需求，诸如医疗、住房、教育和食品等。

商品应该按照适合其性质的原则来分配，而市场按照支付能力来分配，但是医疗、住房、教育、食品和其他人类生活必需品，恰恰因为它们是必需品，就应该按需分配，而不是按支付能力分配。

如果市场比起其他原则来，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生存所需，也就是说，如果在市场制度下，比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多的人享受着更高的生活水平，那么看来市场中的分配机制也同样能更好地符合满足需求标准。如前所述，市场自由度越大，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就会增长得越快，这意味着穷人有更多的资源来满足他们的生存所需。（当然，不是所有的需求都直接与收入相关；真正的友谊和爱情肯定不是这样。但是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东西能够通过强制性机制更为平等地分配，这种机制甚至都不能分配这些东西。）

此外，“需求”的说法象“能力”的说法一样，往往是有相当大的弹性，但支付的意愿却更容易衡量。当人们用自己的钱购买商品和服务时，他们告诉我们，相对于其他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对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是怎样评价。比起教育或医疗，食品当然是更基本的需求，而通过市场能十分有效地供应食品。实际上，在废除了私有产权并以政府分配代替市场分配的那些国家中，其结果是饥荒，甚至人吃人。市场比其他机制能更好地满足人类对绝大多数物品的需求，包括那些与人类最基本需求相关的必需品。

满足需求须使用稀缺资源，意味着必须选择如何分配稀缺资源。不允许市场运行之处，采用的是其他制度和标准（比如官员等级、政治影响力、执政党成员资格、与总统或其他主要当权者的关系、或贿赂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等）来分配稀缺资源。很难认为这些标准比市场所形成的标准更好，或者能产生更平等的结果。情况与之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