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联邦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剖析：税收篇

反联邦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剖析：税收篇

前言
八世纪美国宪法的反对者受到了某些历史学家的嘲笑。政治上天真幼稚，智力上逊于他们的联邦主义对手，是他们得到的评价。一位记载这些反联邦主义者的编年史学家，因其不信任政府，贬之为“小信之人”。【注：典出《马太福音》8:26 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特征刻画是正确的：精明的联邦主义者，用了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计策，坦率说是非法的手段，来确保宪法得到批准，严重挫败了反联邦主义者。【注：对联邦主义者最严厉的批评人士之一化名“哨兵”。在当时的背景下，论辩双方都喜欢采用化名。“哨兵”据信是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乔治·布莱恩的儿子塞缪尔·布莱恩，“哨兵”指控联邦主义者篡改邮件，以阻碍反联邦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哨兵”也毫不惧于攻击受人崇敬的联邦主义领导人。例如，他声称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期间年迈昏愦，而华盛顿则受人“蒙蔽”。】无论反联邦主义者在实际政治方面有多么不足，他们对于政治理论和政府性质的思考（尽管受到现代学者的严厉批评），远远超越其更知名对手的主张。

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联邦主义者所称赞的，联邦主义者认为可以限制政府的制衡制度，几乎得不到大多数反联邦主义者的尊重。反联邦主义者事实上不断指出宪法赋予国会的无限征税权，还有它在和平时期建立和维持常备军的能力。他们预见到，国会征税和建立军队的无限权力，最终会导致一个对内和对外的帝国。【注：不幸的是，他们的预见成真：一个对内压榨和对外掠夺的美帝国成了当今世界的现实。】他们还对新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表示担忧，担心它们会变得强大，成为无法控制的暴政。反联邦主义者始终疑心宪法会被利用作压制个人自由的工具，坚持要把《权利法案》附加给宪法。联邦主义者无可奈何之下，才同意了这项法案。

深入认识和理解他们的政治敏锐，肯定是必要的。然而，反联邦主义政治哲学并非本文主旨。本文就政治经济学这个不同层面，重点讨论反联邦主义者所赞成的经济观点。但愿本文能够阐明，反联邦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和政府干预效果的理解和其政治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文：詹姆斯·菲尔宾

译：禅心云起

每个国家为了生存，都必须有能力从其国民那里获取收入。新政府的策划者和批评家花大量时间来讨论税收问题，是理所当然的。税收，就和常备军的话题一样，最受反联邦主义作家的关注，因此绝非偶然。

反联邦主义者对美国宪法最根本也最持久的反对意见是，它对中央政府增加税收的能力毫无限制。国会加税的无限权力，几乎是所有反联邦主义者作品中的不变主题。此外，他们担心这个权力，会被进一步用来维持常备军。

美国宪法最雄辩博学的反对者之一是“联邦农夫”。【注：也许是理查德 ·李，尽管有疑问。】他不断指出，新国会有权加税而不受束缚。他敦促进一步限制国会：“但联邦在税收事务上的权力仍无限制（…）在我看来，进一步的制衡必不可少。我不认为，只要联邦政府的充分代表性切实可行，就能提供足够的保障。”帕特里克·亨利同意“联邦农夫”的看法，反驳那些声称凭民主选举罢免的威胁就能限制税收的联邦主义者。

在这里我被告知，那些要对我们征税的人，就是我们的代表。我对此回答，没有真正的制衡，来阻止这些人来毁掉我们。实际上毫无责任关系可言。制衡的唯一表象，是不再选出他们的消极权力。先生们，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的野心和贪婪，拿来和民众的幸福放在一起掂量，制衡就不过是微弱无力的障碍。所有不建立在自爱之上的制衡，都无济于事。”

一个伟大的自由至上信条，在几乎所有反联邦主义者笔下不断流露，那就是他们对于常备军的厌恶。不明确规定禁止这样的机构，美国宪法的反对者就极不愿意给予宪法批准以支持。他们推断，联邦税收缺乏限制，是建立永久军队的第一步。“钱袋和刀剑”在宪法下联合起来，这种可怕组合埋藏的危险，有极大可能发生。因此，他们反对国会无限制加税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担心收入会用于资助常备陆海军。

“布鲁图斯”担心给予政府权力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一支军队：“建立军队的权力，是无止境和无限制的，它授权建立武装，无论在和平时代还是战争期间。”【注：“布鲁图斯”可能是罗伯特·耶茨，制宪会议纽约州代表。】“老辉格”预计联邦收入将被运用到军费开支：“不受限制的税收权力，将赋予他们支配这片大陆所有财富的权力；一支常备军将完全致力于此。”他预先告诫同胞说，如果容许新政府的征税权力不受限制，那么军事专制政策就将很快出现。【注：“老辉格”被认为是由乔治·布莱恩、约翰·斯米利和詹姆斯·哈钦森等人组成的协会。乔治·布莱恩是宾州法官，也是塞缪尔·布莱恩的父亲。斯米利1760年从爱尔兰移民到宾州兰开斯特县，作为制宪会议代表，他投票反对批准新宪。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表现出对国家主义的反对，因为他反对给北美银行重颁特许状，并发起游说。哈钦森1777年至1784年期间任宾州卫生局长，后来反对批准新宪。】他预先告诫他的同胞说，如果允许新政府获得无限制征税权，军事专制主义就即将到来。

“哨兵”告诫说，常备军不仅是个昂贵负担，而且会被中央政府利用来执行征税。他和“加图”【注：据信是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担心，根据宪法，行政长官和国会维持军队的期限将长达两年。“哨兵”认为，比起英国这个前殖民统治国，新国家在军国主义方面走得更远。在英国，军队一次只能由议会委任一年。

威廉·西姆斯指出，新设计的国会，在权威上不受任何制约。有些人对立法机构总会为公共利益制定税收政策深信不疑。他质疑这些人头脑是否开窍：“这个机构不服从任何法庭，因此，这个国会不会犯错、圣若神明。不可否认，他们为了向我们征税，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但有些绅士喜欢狡辩说，这个机构除了为公共利益服务，绝不会干其他事情。”西姆斯声称，如果新政府被赋予任意裁量的征税权，它无疑将利用这一特权，驯服那些过于慷慨地授出这个特权的民众本身。他强烈恳求马萨诸塞州批准宪法会议的代表，不要默许这个国家拥有更大治权：

前述段落是人民的绝对命令。国会可以拥有权力。这并不是说，他们就该运用它；但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必会运用它，而且经年累月的经验表明，他们愿意运用它；而到了最后，当国家开支由于他们的野心变得庞大时，他们就会压迫我们屈服；因为，先生们，他们可能会施加税金、捐税、关税和其他赋税！（…）先生们，我提出两个反对意见；首先，国会要有这种权力。这是一种广泛的、无限的许可； 因此，我认为，自由人永远不该赞成它，特别是在财产这样重要的事务上。”

带着轻蔑的愤怒，西姆斯描述道，如果美国人授予国会不受限制的征税权，那么征税者就会侵扰他们，给他们套上重轭：

先生们，我也不赞成征税权，这里要授予国会的权力。这项权力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伙贪婪的长期敛税者——也许来自另一州的‘哈耳庇厄’（希腊神话中冷酷无情的鹰身女妖），除为吮吸民脂而自肥以外，没人知道他们安着什么好心肠。经过一两个世代，情况就会落得如此；而当国会变得暴虐时，这些贪得无厌者、还有其仆从，就会成为横行乡里的暴君。只要它们存在，一切言行自由都会被剥夺。”

对新设计的国会无限征税特权的抗议，源于西姆斯和其他大多数反联邦主义者对政府深深的不信任。西姆斯及其信奉自由至上的同伴，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历史记录中，知道政府有一种永不餍足的扩张趋势。对像凯尼恩这样的联邦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想法是消极的，且适得其反。然而，反联邦主义者和那些怀疑政府的人，认为国家是种破坏力，而它容许无限征税的这种特征，是不可容忍的。西姆斯在若干修正附加之后，勉强同意支持宪法。尽管如此，以下是他和反联邦主义者对新提议的国家，对总体上的政府，感到担忧和不信任的反映，其说法令人信服：“简而言之，我们所知的一切政府都坠落了，并因此滥用了寄予它们的权力；那为什么我们还应该把提议中的国会想象得更美好，而非和无数先前的公共机构相提并论。迄今为止，我还是觉得这不可思议。”

尽管联邦体系建立了制衡机制，但“联邦农夫”声称，各州将为国会的增税能力提供更好拱卫。然而，令他感到沮丧的是，宪法没给各州留有余地，以阻止本国政府没收财富和建立军队：

然后，我们被告知，各州政府将站立在权力的恣意行使和人民之间：也许如此吧，可他们手无寸铁，又虚弱无助，只有在受害时发牢骚的权力——这不过是个人也可以做的事。宪法能否规定一法令一审查？依据这样的制衡制度，对于国会的恣意措施，各州政府就能够开展合宪化和常规化的审查！国会可能立即蓦集5万男子和2000万美元税款，建设一支海军，让这支民兵成军，等等，这一切都合乎宪法。国会也许会在随便哪个时刻做出决定，而各州政府所能做的无非是向国会请愿，表明其法令令人担忧且不当，这并不比个人所能做的好多少。”

包括“布鲁图斯”在内的许多反联邦主义者，反对赋予中央政府征税权的庞大授权，因为这最终会摧毁各州主权。他们敏锐地推论，纳税人对本地政府更有监督力，而对高高在上的政府，则监督乏力。如果州权受到侵犯，美国人就会发现自己恢复到了原先的殖民地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有一个他们控制不了的帝国政府。

宾夕法尼亚州反联邦主义者对于税收和州权表达的担忧，类似于“布鲁图斯”。他们指控说，在新政权下，各州将无法阻止中央政府侵占本州居民的财产。原本根据《邦联条例》，各州可以否定邦联政府的征税，但宪法让他们抵制联邦政府的类似侵犯时无能为力。【注：那些拒绝投票批准新宪的宾州人，同意签署一份文件，表明他们反对宪法，题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少数派持不同意见的声明和理由》。该文件被认为是由塞缪尔·布莱恩（“哨兵”）所撰写。】

“一名联邦共和主义者”【注：该化名身份未知】攻击了宪法中的“必要和适当的”以及“总体福利”条款的模糊性。他抱怨说，各州由于无法收取关税，就只剩下不可避免的直接税。直接税被他唤为“滥权过度”。除了否定各州政府通过关税增加收入的权力之外，联邦政府将自行确定什么收入是“必要的”：

通过规定美利坚合众国的福利，赋予他们税收、捐税、关税和其他税赋的权力，然后任由他们为了这些目的，自行裁判什么是必要的，使他们有权牺牲各州，满足欲望或虚荣自我暗示的任何古怪念头。然而，这样制订的每一项法律都有约束力：因为他们拥有明确授予的附加权力：‘制定为行使上述各项权力和由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其任何部门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要和适当的所有法律。’”

联邦农夫同样对“总体福利”条款的特征深感震惊。他预测这对立法者来说，是一个证明额外征税合理性的便利机制。在使政府更容易对治下公民征税的同时，宪法及其“总体福利”条款没有规定任何防止滥用的保障，唯有革命是一种可行选择：“且如果他们误判了‘总体福利’，征收了不必要的压迫性税收，如我在后文所将所述的，宪法没有向人民或各州提供补救办法——人民必须承担这些税负，没有任何合宪制衡或救济的途径，只有诉诸于抵抗这个最后手段，完全依靠自卫。”

许多联邦主义者认为，“总体福利”条款会让国会征税的范围限于那些有利于共同利益的目的。布鲁图斯有力回答道，“总体福利”条款中含糊晦涩的措辞，可以让政府自行解释什么是公共利益，以及需要多少税收才能满足这样的利益：

我会要求那些作这种推理的人，解释这些规定了‘共同防御’和‘总体福利’的条款，界定其中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想法！这些条款是否明确，是否采用相同的理解方式，每个条款是否都适用于同一情形！没人佯装如此。什么将是‘总体福利’，成为莫衷一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会将成为唯一的仲裁者。”

他认识到，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尺度，“总体福利”如果不必然侵犯到某些人权利的话，就永远不能被界定。他认为，最专制的政府可以声称其暴行是为了公共利益：“政府总是会说，他们的政令是为促进公共利益而设计和打算的；而在他们和人民之间没有仲裁者，统治者自己必然，且总会为了自己，做出判断。”

对于“哨兵”来说，政府操纵“总体福利”条款来扩大税收的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税收、捐税还是其他赋税，只要国会认为，这项税收对于‘总体福利’而言是必要的，就会强加给各州公民，由其官员征收。”像“布鲁图斯”和“一名联邦共和主义者”一样，“哨兵”指出，国会在不受各州干预的情况下，本身将决定什么对于“总体福利”是必要的：

由国会来充当这些税收适当性的绝对仲裁者，简而言之，它可以解释各州立法机关现在征税的种种目的；由国会来服务‘总体福利’，它可以抓住每一种税源，从而让各州无法实现税收最小化，只要假定某个州征收的某种税收或其他税赋干扰到联邦税收或其他税赋，国会会很快撤销州法以结束争议。”

“来自费城者”设想了政府的合法职能以及应允许它有多少收入。【注：“来自费城者”可能是本杰明·沃克曼，宾州大学数学导师】在这个问题上应用杰斐逊主义自由原则，“来自费城者”认为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任何超越此功能的行为，都是不必要的：“政府应该有效履行的唯一任务，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生命和财产，免受国内外暴力的侵害。此任务，且唯有它，才是每个政府全部该做的事情。对于任何政府而言，凡超出这个任务的，都不可能做好，而辜负这一任务的，都有亏歉。”在这种政府范式下，税收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然而，这部宪法违背了“来自费城者”所认为的国家行为边界，因为它允许政府索取大量财富，同时没有为个人自由提供任何保障。

后记
本文在和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若干主题上，介绍了反联邦主义者意见和想法的样本。这些段落的一个重要主题非常突出：反联邦主义者想限制联邦政府的范围和权力。这些限制将阻止政府干预美国人的经济活动。反联邦主义者认为，宪法缺乏充分机制来阻止这种干预；他们警告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制衡，新政府将能够无限制地征税、开支和管制。

反联邦主义者对新政府采取更强有力制衡的一再呼吁，源自于美国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对于权力的极不信任。他们预料，宪法批准最终会带来一个强大的国民政府，既高高在上，又不可控制。这个预测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作品，显示出了对于政府干预经济后果的深刻了解。这一后果，先前被人忽视了。尽管遭到低估，不受赏识，但事实表明，反联邦主义者的经济思想远比其更著名对手（获得政治成功的联邦主义者）的作品更为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