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美国例外论？——顺带纪念托克维尔

导读

“美国例外论”已经成为了困扰不少人的概念，它的意思到底是指成为世界灯塔的自由和繁荣典范，还是指与断头台同行的人道主义。本文揭示了“美国例外论”一词在历史上的演变历程，帮助我们更深一层来思考这个问题。

美国例外论的内在紧张

文

温蒂·莫艾洛依

禅心云起 译

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这个概念，是美国的自由至上和穷兵黩武、个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键基础。该词的含义，似乎是有弹性的，因时势而变，取决于每位论者之目的。它遭遇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的相似命运，偏离了它历史上原本的含义。【译者注：liberalism一词在美国从古典的自由放任意理，演变成了呼吁大政府干预的左派思想。】

什么是美国例外论？

这个概念，如今最常见用途之一在外交政策。美国例外论是推动美国全球军事存在的关键假定。这种军事存在，连那些对美国安全毫无威胁的国家也不能幸免。美国例外论认为，与其他任何一国相比，美国气质上与众不同、出类拔萃；无论从社会还是政治角度，都更胜一筹。它意味着：美国人天生优越于其他地方出生者。因此，美国人有责任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自由民主形态，这是其资格使然。

卡列维·霍尔斯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在文章“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例外论：真的例外吗？”列举了某些定义了例外主义外交政策的因素。它们包括“解放其他社会的假定责任；违反既定标准在前，非例外国家效法于后；相信自己生存于敌意环伺的世界里；（且）相信这个例外国家本身既是受害者，又是他人永远欲拔的眼中刺。”

美国解放其他社会（或都这些社会的一部分，比如阿富汗女性）的假定责任，可用种种方式传达出来。它们包括外交、对外援助以及通过禁运等策略产生的政治或经济压力。如果“劝说”不起作用，那么直接军事干预就成为一种选择。

美国例外论在外交政策中的使命，类似于大英帝国过去几世纪所承担的“白人义务”。这种“义务”就是说：许多白人认为，他们肩负着将西方文明带给非白人的责任，如有必要，可用武力。

概念之始

然而，美国例外论的思想，并不总是充当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这个概念（但不是该词），可以上溯到1630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罗普，他在驶向殖民地的船上布道，其演讲题为“基督教仁爱的典范”。他把殖民者要建设的社会称作“山巅之城”。该语典出“登山宝训”，耶稣对听众说：“你是世界之光。一座建在山上无法隐藏的城市。”（马太福音5:14）。殖民者打算建成一座新耶路撒冷。新世界将是一个不掺杂质的独特实验。

“美国例外论”一词，尽管不是由法国社会理论家托克维尔创造的，但通常可以追溯到他的两卷本《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1840年）。托克维尔在试图理解美国人和欧洲人如此巨大的鸿沟时写道：“美国人的地位（…）相当特殊。”他认为，美国人独一无二的个人主义和阶级平等有许多来源，包括“他们的严格清教徒起源”和“他们的（…）商业习惯”。

什么是美国人？托克维尔断定，一名美国人，是个一门心思做生意的个人主义者，他相信自己和社会中的其他人一律平等。这让美国人无论于言于行，都积极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尽管如此，托克维尔也批判了美国文化。一位美国人，是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人，他俯视“地面”，“惟有他的宗教信仰”，要求他“偶尔仰起头漫不经心地望一望天堂”。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由于“欧洲邻居”而不致“重返野蛮状态”，有办法忽视对“科学、文学和艺术”的追求。因此，他建议：“那么，我们不应根据美国人民的外在表现，去推论一切民主的国民。”他声称，美国人的际遇确实是“例外的”。

这种美国例外论的观点，并不是内在优势的写照。除了那些源于美国社会和政治背景的性格，托克维尔并没有说美国人的其他性格有任何特殊性可言。在波士顿出生的孩子，并不比布鲁塞尔出生的孩子，天生更倾向于自由或平等。一个美国孩子，既不更聪明智慧或技艺娴熟，也不拥有更多应得权利。

“例外”一词也许意味着优越性，但托克维尔只提到了美国的独特政治环境，包括它既独立于老欧洲又能够利用欧陆资源的事实。这带来了自由平等：一个活力充沛的民间和商业社会之活水源头。反过来，这个社会也让美国人的性格得到了充分发展。

简言之，托克维尔对窥见自由社会中人的性格打开了一扇窗，而并不专指美国人。

天定命运

与此同时，托克维尔写道，另一想法正逐渐渗透到美国人自我的意识当中。19世纪初，美国例外论的概念，与如今所称的“天定命运”说纠缠不清。这一学说，宣称美国白人有种神圣使命，他们要在整片大陆扩张，使之文明起来。“天定命运”一词本身，由编辑约翰·路易斯·奥沙利文在1845年夏制造，他用笔鼓励美国兼并德克萨斯。他在《纽约晨报》的第二篇文章（1845年12月27日）再次乞援于该理论，来推进对俄勒冈的领土兼并。奥沙利文相信美国有一要求权：“基于我们扩张直至占有整片大陆之‘天定命运’的权利，神意已将它赐予我们，以便开展受神托付的自由和联邦自治的伟大实验。”

因此，这种对于美国人性格乃独一无二的信念，和托克维尔对公民社会、平等和商业的强调相去甚远。它获得了传教士加军队的热情。例如，在安德鲁·杰克逊任内，美国开疆拓土的伟大命运，被用来为1830年《印地安人迁移法案》辩护，整个部族被迫从他们的土地上迁走，然后，这些土地分配给了白人。“天定命运”也被援引来发动美墨战争（1846-1848年）。通过这场战争，美国从墨西哥获得了大量领土，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

因此，美国例外论就改头换面成：接受通过穷兵黩武传播“文明”的福音派传教使命。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对于“什么是美国人？”的答案，正在发生改变。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

铸造“美国例外论”一词

“美国例外论”这个词本身的源头，似乎译自斯大林的话。在一篇题为“斯大林如何发明‘美国例外论’”的《大西洋》文章中，特伦斯·麦科伊解释道，

“1929年，美共领袖杰·罗弗斯通在莫斯科告诉斯大林，美国无产阶级对革命不感兴趣。斯大林回复道，请停止这种‘美国例外论的异端邪说’。就这样，这个表述诞生了。”

 

毋庸置疑，斯大林并没把所谓例外论说成是优越性。

然而，在大众议论的主流中，这个概念的起源，基本上早遭遗忘。美国例外论，保持了道德十字军的意识，尽管不再直接诉诸于宗教。到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展示了美国例外论的理念发展。在华盛顿大学诞辰百周年之际，肯尼迪告诉听众：“比起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我们都背负着责任，承受着风险，这种风险和责任，无论规模和期限都前所未有，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全体希望自由的人。”通过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获得了一个全球信息：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但美国在随后几十年的全球角色，受到了冷战的以及越战失败的制约。

20世纪80年代，美国例外论思想得以复活。麦科伊写道：“《纽约时报》是第一家重振美国例外论的主流媒体。”1980年6月24日《华尔街日报》资深媒体人理查德·托福致时任总统吉米·卡特一文中称：“随着我们从毫无疑问的优越地位上跌落下来，我们需要决定‘美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美国例外论今天的政治意义，与以往相比并无逊色。在上次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人抱着希望的罗姆尼采取了攻势。“对于美国例外论，我们的总统和我们并无相同感受，”他对着一群欢呼的人群说。尽管奥巴马总统极少理会罗姆尼本人或其言论，但这次奥巴马正色回敬道：“请注意，我头一次登上国民讲台，是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表演说，那番讲话完全关于美国例外论，而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从头至尾都是美国例外论的明证。”

然而，真正的问题仍然存在：它是什么？美国例外论是对法律平等和个人自由的社会所致和谐繁荣的认可呢？还是将一套特定价值观赋予全世界的使命呢？如果我们拥抱前者，那么美国将向全世界伸出友好善意和自由贸易之手。如果我们接受后者，那么美国将鼓吹自身的优越性，同时用枪指着别人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