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至上主义者真像刘瑜所说的那么傲慢？

自愿主义者的逻辑

作者：邓新华

曾经，有个青年学者在微博上说：不要完全讲逻辑，要讲中庸。他认为市场派太讲逻辑了。

他不知道他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我问他：不用逻辑，你怎么判断哪个点是中庸的点？不用逻辑，你又怎么知道，你比别人是更中庸还是更不中庸？

哪怕一个主张中庸的人，他也必须完全讲逻辑，要不然他无法实现中庸。

前不久，读到“逻辑学”公号上，学者刘瑜写的《“知识分子”是什么？》，这篇文章是围绕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来谈的。

刘瑜写到，上个世纪，很多左翼知识分子抱着很高的道德热情，却作了很多恶。比如，“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

刘瑜说：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或者如果工程师的设计出现严重误差，一般来说会导致他们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时——令索维尔感到惊异甚至“嫉妒”的是——他们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

刘瑜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分析很精彩。

但是，她又说到：

“事实上，无论中西，不少右翼——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时常流露出‘知识上的傲慢’。他们倾向于把还在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最低工资制导致失业率上升，比如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低效，比如民主导致多数暴政——当作事实本身。”

这个，真的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傲慢吗？

我来给刘瑜解释一下。

为什么最低工资制必然导致失业率上升呢？

很简单，最低工资制必然使得一部分低于最低工资的雇佣协议被禁止。

当然了，有一些“聪明”的学者说了：那么有没有可能，由于提升了最低工资，人们的工作热情升高了，企业效益更好了，所以反倒能雇佣更多的人了呢？

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理解，市场是日夜不停的算法，企业时刻都在考虑成本与收益。企业经常主动提高工资来激励员工提高效益，如果企业在激励员工上做得不好，就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激励太少则员工跑路，企业少赚，太多则成本太高，同样少赚。不存在官员、议员在办公室里就恰好发现了所有企业都没发现的激励空间，划一条最低工资线就既提高了员工工资、又提高了就业率。

我知道有各种反对“最低工资制导致失业率上升”的论证，甚至还有一些煞有介事的调查，用“数据”来证明“最低工资法提高了就业”，对这些，付之一笑就好。

这不是傲慢，而是遵循知识的原则。

这些“聪明”的学者，实际上是没有理解市场这个系统、没有理解市场的算法。经济学用的是抽象的方法，推断人的行为的逻辑结果，这是从基础出发的推断，不接受例外。经济学说自由贸易好，不会从钢铁、粮食、布匹等等一个一个行业去调查自由贸易好不好；经济学说价格干预不好，也不会从工资、食品价格、运输价格等一个一个领域去调查价格干预糟不糟。

举个例子，有人告诉物理学家，他发明了永动机，物理学家当然是付之一笑。他质问物理学家：“难道你调查过每个永动机吗？你凭什么说我的永动机不可能？你在知识上太傲慢了。”难道物理学家该反思吗？

刘瑜讲“知识的谦卑”，那么，究竟是自称发明永动机的人更谦卑，还是坚信质能守恒定律的人更谦卑？是证明“最低工资法提高了就业”更谦卑，还是坚信市场的算法的人更谦卑？

当然，具体到经济学者个体，经常会发生论证错误，谁也没有掌握绝对真理，但是方法论上，除非你推翻“价格干预降低效率”这个论断，否则，不要相信自己发现了例外。推翻论断在经济学界经常发生，但无数的“例外”则总是被证明，不过是学者看走了眼。

再来说“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低效”。

很简单：假定一项投资，综合考虑风险、收益，企业家预期有10%以上的利润才肯投资，现在为搞福利而多征税，使得一些项目的预期收益降低为8%，企业家就不投资了；即便企业家傻傻地为公益而投资，也会因利润弥补不了成本和风险而被淘汰；所以福利社会必然养懒汉，因为投资减少了，你想勤快都没机会。

有一种反对“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低效”的观点，说是：福利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地创新、创业，所以可以提高经济效率。

这又是不了解市场的算法的表现。市场的算法，就是消费者用钱投票的算法。

创新、创业必须接受市场的算法的检验。市场并不需要鲁莽、盲目的创新，只有那些迎合了消费者需求的创新，才可以生存发展。以福利解除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恰恰是创新、创业的灾难。因为，这样的创新、创业更容易忽视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创新”，就是这样。

反对“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低效”的观点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刘瑜自己所主张的很多事实，肯定也是受到争议的，然而刘瑜为什么认为那些就是事实，而“自由至上主义者”关于最低工资、福利的认知就不是事实呢？很显然，不过是因为刘瑜自己恰恰是争议的另一方。

当然了，“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一定就都是正确的，更何况，“自由至上主义者”内部也争议不休，这里面总有错误的一方。但是要挑错误，应该遵循知识的原则，切实地了解系统的知识，而不是凭着道德倾向去发现“例外”。

像刘瑜这样，反感“自由至上主义者”把逻辑贯彻得“过于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少的。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青年学者。

他们普遍有一种心态：我也支持市场啊，但是，在违反我的道德直觉的事情上，你们能不能别那么讲逻辑啊？

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有学者说到，市场是好的，但彻底的市场就不一定好。

我说：那我们换一个词好不好？没有抢劫是好的，但是彻底没有抢劫就不一定好。

这个，他们就不认可了。彻底没有抢劫当然是好的啊。

然而市场经济就是讲自愿交易、反对抢劫而已，这两句话本来就是一回事。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也不是反感把逻辑贯彻到底，他们只是在市场、自由至上这些词上积累了太多偏见。偏见阻碍了他们去理解市场经济的道理。

所以当张宏兵提出“自愿主义”这个说法，来取代“自由至上主义”，我是支持的。自由至上主义听起来是有点傲慢感，不如自愿主义谦卑。照顾下他们的感受吧。

刘瑜说：

“更重要的是，他们（自由至上主义者）经常混淆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拒绝承认自己的言说背后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取舍、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可能是拥有另一套价值排序而并非由于无知。”

刘瑜又搞错了。事实上，自愿主义者认为，每个人的价值都是主观的。刘瑜能举出来，有哪个学派像自愿主义者这样把主观价值论摆在自己理论的中心位置吗？自愿主义者也是把价值和事实陈述区分得最清楚的。

比如，自愿主义者说最低工资法提高失业率，说的是，最低工资法这一手段，无法达到帮助弱势群体的目的，反而会有损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你如果说，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管他失业不失业，那么，自愿主义者虽然在价值观上不赞同你，但是会承认，事实层面，这个手段确实可以达成你的目的。

刘瑜说：

“有趣的是，索维尔这样的‘自发秩序派’崇尚试错和调整，反对以掌握了‘终极真理’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但现在很多右翼知识分子恰恰通过对一系列理念宗教般的坚持，走向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理性设计观’——任何偏离这些‘终极真理’的政策实验都被严厉贬斥。”

如果把哈耶克的“自发秩序”限定为人们基于自愿形成的秩序，那么，刘瑜显然没有理解到，对一系列理念宗教般的坚持，正是为了容纳更多的试错。比如，你相信最低工资法提高就业率，你可以像欧文们一样，召集企业、员工自愿参与、实践，这样的试错和调整是自愿主义者完全容纳的，而非“严厉贬斥”的。自愿主义者也没有兴趣来“理性设计”你。但是，你不能阻止没参加的人自愿签订雇佣契约，因为试错也是别人的权利，对吧？自愿主义者主张的是取试错的最大空间，而不是连“禁止别人试错”都宽容。

刘瑜又说：

“在某种意义上，索维尔，乃至哈耶克，难以解决的一个悖论是：当‘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演进过程中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倾向时，当人们自发地反对‘自发秩序’时，政治应当如何应对？似乎无论如何应对，都构成对‘自发扩展的秩序’的嘲讽。”

同上理，理解了基于自愿的自发秩序，就会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悖论：反对者自愿去建另一套秩序就好了。

如果有人问：自愿主义者就这么容不得批评吗？刘瑜已经很支持市场经济了好不好，大家共同点已经够多了，她更多的是批评左翼知识分子，你为什么还要反驳她呢？你就不能批评一些现实问题吗？

我的回答是：知识的方法问题也非常重要。并非站在中间就是对的。那些看起来极端的观点，如果你理解了了其内在逻辑，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不极端的。恰恰是因为大家共同点多，所以才有可能取得共识，回到知识谈知识。如果自愿主义者连共同点多的人都无法说服，又何谈说服其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