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日报:西方的兴起

米塞斯日报:西方的兴起

译者：skythc

作者：Robert Higgs

纵览人类的整个历史，人类经常面对的是物质匮乏和长期的不安全感。古时候只有那些处于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顶峰的人才能享受的物质享受和消费乐趣，今天西方的“穷人”也能享受到，现在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某些种群有时表现的稍微好一些， 如古希腊和罗马，或者宋朝时期（公元960-1279）的中国， 但这些情况很少出现。

一直到14世纪，在所有具有大量人口的种群中，中国人可能有着最高的生活水平。回想一下13世纪后半叶欧洲人在得知马可波罗描述的中国时的惊异，马可波罗甚至在他临终前还宣称，他描述的还不到他所看到的一半。

随着中世纪的过去，欧洲人开始了快速的经济进步，而中国人开始陷入经济停滞之中。更显著的是，欧洲的经济能量开始从意大利北部大量的商业中心转移至文明的边缘-西北欧了。野蛮人好像不知怎么无意中掌握了了经济发展的秘密。此后，尽管经历了许多挫折，但是西欧以及后来他们的殖民地北美一直在稳步前进，以超越其他地方的人类。到了18世纪，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更不要说世界上更为落后的民族了。到20世纪后期，差距进一步扩大。

西方是怎么成功地产生持续的经济进步的呢？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各种假说，至今没有一个解释得到普遍的接受。然而，人们普遍同意此问题的答案必须包括一些基本要素。西方文化中植根于基督教教义的个人主义的兴起，可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在中世纪早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分裂，像几百个独立的司法管辖区并立这样的政治多元化，培育了制度和技术的革新试验，企业家从而可以发现如何使劳动和资本更有生产力。


持续动力的根本来源是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逐步完善。如果人们不能获得自己努力和投资的丰厚果实，他们就根本没有动力去努力工作或积累物质、人力和智力资本。而如果没有这种储蓄，持续的经济进步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更有效的私有财产权并不是天上的馅饼。大多数情况下，商人通过向强盗贵族和雄心勃勃的国王付税购买财产权的保护。正是这些国王这造成了了西欧的割裂。

更甚至于商人们建立自己的独立城邦，他们完全控制支撑其经济活动的法律机构。根据John Hick爵士的说法，“欧洲经历过一个城邦国家的阶段，是欧洲和亚洲的历史发展分叉的关键所在”在中世纪后期，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开启了这一过程。随后，是布鲁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继续前进。一个城市拥有自己的民兵组织，准备随时捍卫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

为了方便商业活动，商人们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法律制度。为了快速，廉价，公平地解决商业纠纷，商法建立了各种制度和先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你可以在无数非国有的解决纠纷的仲裁系统发现它。在一些国家，商人和制造商最终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把他们的习惯法制度上升为国家实施法。由于欧洲的政治分裂，商人和他们的商业活动往往会转移至那些与使各贸易商生活太困难的政府相竞争的地区，而商业活动正是政府的税基。可能的税收的减少让统治者抑制其掠夺的欲望，并给商人留下活动的空间。 [5]

与欧洲（后来美国）的商人可以从在不同政府间追求安全的私有财产权不同，中国的商人们遭受了他们无所不包的帝国政府不可避免的压制。“1500年政府规定建造两个桅杆以上的船就是死罪，1525年政府下令销毁所有远洋船只。”因此，数世纪以来一直有着无数巨大和远洋外贸活动的中国，“就这样画地为牢，走向贫穷， 失败和衰落。”无数逆时代潮流行动中的一个是满族人统治的政府“在整个中国停止了时钟和水力驱动机械工业的发展。”

在伊斯兰世界，帝国政府同样没有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任意强加的规则和税收，使他们与经济进步无缘 。


20世纪，苏联帝国实行的是中央经济计划这一巨大的错误政策，它完全抑制了经济持续进步必要所必需的经济自由。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东欧和后殖民时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都跟随苏联的脚步走向经济崩溃。

如今，似乎是几乎每个人都终于明白了，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认同私人财产权的极端重要性。然而，无处不在得是政府仍然在继续给予一些人特权，制造无数经济障碍。就像历史所证实的那样，私人财产权需要得到持续的保护，以免所有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被破坏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