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稀缺，理当市场化

他们不知道，培养人、对人身心发展发生影响，是教育的功能，这一功能属于教育本身内在的属性，不可以拿来否定教育是可交易的稀缺品。如果以水是人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资为由，认定水不能成为商品财货因而必须取消水价。你认为这可行吗？

教育品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可谓是众矢之的。新千年启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改方面非常大的一次动作了，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只要秉以理智的诚实，就会发现，教育并无实质改观。

失效的原因有多重，其中之一是它没有触及制度安排层面，试图以单一的课程要素来解决由体制因素导致的结构性存在的多方面问题。如今家长、官员、教师、各路专家纷纷谈教育，哀叹教育困局者有之，挖根源，找对策者有之。当然更多的是呼吁政府出手管管，调布局、促均衡，保公平，这些老调往往经教育名人之手一再重弹，跟风者甚众。的确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了体制在这里有着关键的影响，然而到底是体制的什么问题，却始终缺乏严肃深入的探究，要么是笼而统之一句带过，要么情绪强烈地借机发泄一下对当局的不满。对于作为教育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的教育产品性质问题，尚缺乏必要的思考。

笔者认为，对教育服务财货性质的错判，是当下教育复杂病状的认识论根源，教育上人们关注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它息息相关。

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稀缺。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这些欲望的满足要凭借于一定的手段，正如饿了要吃食物，渴了要喝水一样。各个人和人群的总体，都在用所占有的财货来满足他们的欲望。需求量与所能支配的财货数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数量关系，当需求量大于支配量时，该财货便获得了经济性质，它就是稀缺的。相对于既定的目的和需求，人所能支配的时间和物质手段总是有限的。这一稀缺性是经济活动的起点，经济活动就是人们在意识到稀缺这一制约人类行为的普遍条件的前提下配置稀缺手段从而满足自身欲望的过程。稀缺性也引申出产权保护的必要。

教育是一种稀缺品，需求量大于可支配量的数量关系在教育上是有鲜明体现的。具体地说，就是教育服务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它们分别对应于作为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办学的漫长历史中，办学者是收取学费的，不缴费的人是可以排除在外的，这在中外都有相关史实作证。一个班级达到一定的班额后，人数的增加便开始显露其负面效应，大到降低教师对个体的关注度，从而影响学生受教育的效果，小到会损害室内的空气质量，尤其在北方的冬天，人多加之不能开窗，如果刚从外边进入教室，那种不新鲜的感觉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有人因为他人对产品的使用而利益受损。就像乘公交车一样，虽然表面看来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但终有一个临界点，达到一定的人数，人们就会有拥挤感，不适感，甚至会因为身体挤压摩擦而发生口角。一方面是大众化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各项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只要诉诸经验就可明白，师资、校舍、教室、课外教育基地、教科书、多媒体、照明、盥洗设备等等各项软硬件设施都不是人们可无限量支配的。这都说明，教育具有需求量大于可支配量的数量关系特征，具有稀缺性，属于经济财货。

但遗憾的是我们却一直不承认教育服务的经济性质，而将其定位于公共品。由此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由政府埋单，把教育做成了福利。误判教育财货的性质必生恶果，那就是虽然免费了，但是却供给短缺，拥堵不堪。大班额比比皆是，六七十人的超大班额也不新鲜。与此相伴的是，屡禁不止的教育腐败。比如儿童入公立幼儿园，家长可能就需要提前很长时间打招呼，而且送礼也很常见。而在中小学，为了让孩子进好一点的学校，竭尽全力地调动人脉，放下尊严，耗着时间，搭上精力，为获得好一点的教育资源简直是机关算尽。终于挤进去了，倘若离家太远，甚至还得倾尽家财购买学区房或在学校附近租房。接着为了让老师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孩子，逢年过节还得私下打点，早是家常便饭。教坏了孩子，恶心了家长，败坏了师德，污染了社会。

还要谈及教育激励。教育中的成本核算是非常需要的，但在公立教育体制之下，是不存在成本核算的，或者说，成本核算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存在着巨大的浪费。老是叫喊政府要重视教育的“公知”并没有看到，绝不能说政府不重视教育，有时官员“责任感”上来一拍脑瓜就拨款了，数额那是相当地大，但却事与愿违。没有几个人用心琢磨怎样把学办好，很多教育投入就是烧钱。对于受教育者一方来说，由于教育是国家办的，办得再坏学校都没有关门的风险，加上从内容选择到师资准入再到质量评价都由政府把持，学校只需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受教育者的需求不必也无法有予以照应，最终的结果是教育质量低劣。孩子学习的乐趣低下甚至泯灭，严重者感到受折磨被摧残，这也是教育激励匮乏的表现。

所有这些都是把稀缺品误判为公共品后，人们必然付出的代价。这些代价充分说明，获取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并不为零。抹杀教育产品的经济性质将其定位于公共品，为教育的政府垄断提供了借口和依据，这也正是当前某些连幼儿园都呼吁政府包办的公知们的可恶之处，因为他们因果不辨，他们的主张南辕北辙。

正当的解决思路是，正视教育是具有稀缺性的，放开政府管制，推进公立学校产权的改制，尊重教育的私人举办权，促使民间资本涌入教育市场，实现办学上权、责、利的明晰，让教育的提供者和购买者依凭教育经济财货的性质自由地进行交易，这个过程，就是自由教育体制建立的过程，即教育市场化的过程。市场不是消灭稀缺品的，市场是稀缺衍生的结果，是配置稀缺品的方式。教育市场化之后，教育仍旧是稀缺品，但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短缺。

人们对教育财货性质的误判，反映了在稀缺判断问题上一个最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门格尔指出的，以财货的内在属性或者外在因素来判断它的经济或非经济性质。财货的经济性质不能看附着于它的属性，同理，财货的非经济性质也不能依据于它的内在属性。把教育理解成免费公共品，一个最常见的推理就是，教育是塑造和培养人的，直接作用于人的身心发展，教育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教育这么重要，当然必须是公共品，稀缺品怎么可以呢？这是强制性义务教育的内在理据。他们不知道，培养人、对人身心发展发生影响，是教育的功能，这一功能属于教育本身内在的属性，不可以拿来否定教育是可交易的稀缺品。如果以水是人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资为由，认定水不能成为商品财货因而必须取消水价。你认为这可行吗？

事实上，对物品重要性的评价，是一种个人主观的价值排序。当人们依从教育影响身心发展这一内在属性认定教育重要从而吁求政府主管时，实际上他是把个人的价值偏好投射到所有人身上。教育是稀缺品，是就一般情况来说，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稀缺品，稀缺在内部并不平均。教育其实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同等重要，文化名人和明星们早年不念书辍学去做事的多了去了，之所以有那样的选择，就是在个人的价值序列中，教育所处的位置不同，而这种不同反映了个人在千差万别的境况中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评估能力。凉山的童工就是典型案例，他们的选择绝不是非理性的一时冲动，而是渗透着行为人的理性意识。他们走出乡村，放弃学业，是参与到现代网络状的市场分工中去。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眼界的拓宽，更好工作愿景的召唤，他们就可能发现自身知识储备、技能、能力方面的不足，教育的需求于是就可能被激发出来，这时，教育对他们来说，又变成了经济财货了。接不接受教育，不是能强制得了的，它必须基于内生性的需求。

如果意识不到教育有稀缺品的性质，并且这种稀缺是不均质的、处于动态变化当中的，那么面对童工这样的事件，就必然表现出自以为义的愚蠢和粗暴。当人们毫无反思地强调教育多么要紧，进而试图干预不同人的生活安排时，更多地是站在了精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立场上，对个人的人生选择暴露出他们因为无知而才有的理性的自负。他们是粗率地从道义的热情出发，把自己认为善好的追求强加于对方。当他们把这种干预的手段寄希望于权力之手时，其实并不知道，缺乏智识支撑的善意正在铸就着邪恶。这让我想起王小波的话，知识分子要做思维的精英而不是道德的精英。诚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