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朋友圈？
谁的朋友圈？
旁友们可以先听听上面这个经典广告。
9月1日起，《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生效，按照该《办法》，“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发布商业广告，也要显著标明‘广告’。”并且，“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转发广告也要符合规定，否则就要承担相应责任。”被批判的广告类型包括软文，“有市民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公众号、朋友圈看到一个讲述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故事幽默且精彩，不过在结尾处却话锋一转，成为了某快递公司的广告。”以后，这样的软文也要标注“广告”字样。同时，9月1日起，由于《慈善法》的实施，网络自发募捐也被叫停，只要以个人名义发起募捐，都属于违法行为，将被追责。
这里不禁要问几个问题。
第一，谁的朋友圈？
我的朋友圈，当然首先是我的，其次也是腾讯公司的，使用微信及其朋友圈功能，基于的是下载微信应用软件时的协议。所以，从这个基本事实本身出发，如何使用朋友圈，在朋友圈发东西有什么规范，只有腾讯公司可以制定。如果腾讯公司制定的规范太过严苛，这也不能发，那也不能发，那会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最终影响自己的品牌；如果腾讯公司制定的规范太过随意，这也可以发，那也可以发，那同样会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最终也会影响自己的品牌。
所以，企业需要也必然会去把握市场的尺度，和市场的需要，并综合各方因素制定一个企业自认为对自己最有效也最有利的标准。可是，如今《办法》的介入，相当于表明，你的朋友圈和公众号，虽然是你的，虽然是腾讯的，但最终是政府的。这就有问题了。
第二，谁的选择？
发软文的公众号很多，有些人不开心，好好地看了一个故事，最后却被“强制”看了一个广告，很不爽，要政府管一管。但是，有两个问题。
首先，这并不是强制，你本来可以选择不看这篇文章，或者在看到广告开始的时候就选择关闭页面，甚至选择拉黑这个账号从此再也不看这个账号的文章。因为自己情感上受到了“伤害”就要求政府强制介入，是一种奴隶心态，恨不得有个奴隶主照顾你的全部物质和身心感受，哪怕代价是所有的自由。类似地，如果我读一篇小说，最后结局很糟糕，我感到被“强制”看了一个愚蠢的故事结局，是不是应该也要政府管一管呢？当然不是，我仍然有很多选择，可以手撕这本书/或者扔了手机，我也可以从此再不看这个作者的作品，甚至再也不看这个出版社或网站的一切作品。
其次，有不少人就喜欢看这样的软文，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猜想文化。明知道这个公众号就是喜欢发软文，每次带着问题看故事，猜想一：这到底是正经故事还是软文？猜想二：最后的广告到底会是什么类型的？强行要求明确标注“广告”会让这部分读者少了多少乐趣。另外，如果软文需要标注“广告”，那么所有含有植入广告的电影是否都有在片头打上巨大的两个字——“广告”？
第三，谁的善心？
《慈善法》对自发慈善的禁止其实再次凸显了政府厌恶竞争的本性，这不是哪个国家的特有问题，这是一个普世问题。拿中国举例风险太大，我还是说说欧美吧。欧美对于民间慈善总体是比较宽容的，但是自从欧美实施“福利国家”以来，民间慈善一直受到无形的打压。英国在17世纪的时候就有了“友爱社会”这一基于保险实现互助的模式，到1904年曾覆盖全英600万人口，后来因为政府介入使得这一模式终结，而如今低效浪费的“福利国家”制度不但养了懒人，也坏了善心，使得“互爱”成了“互害”。不从政府那里占点便宜，那就是吃亏了，可是你真的占到便宜了吗？
当然有人会说，政府不管一管的话，骗子那么多，老是被骗怎么办？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小骗子而相信一个大骗子无疑是荒唐的。其次，诸如网络自发募捐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朋友圈特有的朋友间的信任，有多少人会真的为了募集一点钱而假装快死了？而且，即使对于公众人物，每一次募集捐款，也是将自己的信誉度放到聚光灯下，如果他所背书的捐款项目是虚假的，那毁坏的同样是其个人名誉。市场的优胜劣汰在慈善领域同样奏效。
最后，引用美国已故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经典语录：
国家抢劫所有人，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雇员还是雇主；国家剥削我们所有人；国家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愿世界多一点点爱。愿世界少一点点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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